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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政治参与是学者们新近研讨较多的一个话题,它被称为一种强势民主或积极的民主,被看作是传统代议制民主的一个有益补充形式,正在政策制定、执行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公民政治参与的构建必须尊重本国的文化特点。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的主流经典学派,特别是儒家文化的传承与扬弃过程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形成具有深远悠长而又潜移默化的影响,如在五四期间,许多学者志士对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流派的东方文化进行了激烈的论战,对儒家文化的扬弃也深刻地影响了我国的民主进程；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斗资批修全盘否定了孔孟文化,儒家文化的形式断裂与社会伦理的实质延续对我国现代民主进程的影响具有特殊的影响……在民主进程日益发展的今天,文化的影响愈发显得突出。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较新视角的公民政治参与理论相结合,产生的不仅是文化与行政的融合与共鸣,更是新旧文化观点和东西政治观点的交流与碰撞。本文基于这样的考虑,才以粗浅的学识、浅薄的学理思辨能力,分析这样一个深刻的问题,希望为公民参与的探讨提供一个我国特有的理论视角。
儒家文化影响视角下的公民参与理论研究是一项研究公民参与在我国成功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点,只有让公民参与理论适应中国的文化,实现公民参与理论的中国化,公民的政治参与才可能成功地适应中国国情,才能适应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才能真正地为我国接受从而取得实质性的进展。文化所具有的独立性、民俗所具有的恒定性以及伦理心境的稳定性使得儒家文化能够从微观到宏观、全面而深入地影响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在我国的发展和实践。因此,研究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和实践必须立足于我国儒家传统文化的特征,必须研究传统的儒家文化对现代公民政治参与理论发生影响的途径,才能准确把握开展公民政治参与的恰当契机和切入点。儒家文化的内容也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文化氛围培育发生着重要影响:如等级秩序观念导致公民政治参与缺乏社会基础支撑,在公共社会生活领域,儒家文化“公”德的缺弱导致了公民政治参与社会基础的薄弱。社会发展的滞后,社会组织的缺乏,以亲缘关系为纽带组建的家族式单一社会细胞,重视纵向的隶属权威关系,忽视横向的交流协作关系。社会发展的滞后严重影响了我国民主思想的启蒙和传播,社会基础的匮乏使我国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过程中缺乏民主传统和文化支撑、也缺乏必要的社会组织凭借；如人治传统不利于公民政治参与的制度构建人治易掺杂统治者个人喜恶、情绪情感等主观因素,常常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因情而异,总体说来比较易变,稳定性极差。
在公民的政治参与方面,人治与法治的最大差异在于当政治参与触及执政者利益时,人治可以因个人喜好随时将其生杀予夺,而法治则可以最大程度地保障参与者的利益与安全。此外,人治给予民众政治参与的机会可以说是天马行空、可有可无、随意性极强的,只有当法治以制度安排的形式将公民的政治参与规范化、程序化,将公民政治参与的诉求机制常规化、有效化,并以至高无尚的法律制度效力加以保障实施,才能充分开展有效的政治参与；再如民本思想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提倡入世精神的儒家思想只要在现时代条件下加以内涵转化就将为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产生强大的思想动力；儒家义利观对公民政治参与良莠参半的影响等等。因此,必须理性辨别儒家文化的良莠之处,对儒家文化的有利之处加以时代条件下的内涵充实,用民主、法治等观念代替儒学无法克服的等级森严、人治等缺陷,才能因势利导、事半功倍地达到有效培育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的目的。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探讨了儒家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的影响途径、儒家文化扬弃过程本身和儒家文化扬弃内容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的影响。本文主要应用的研究方法是对比分析方法,通过历史的纵向比较和同期的横向比较分析具体地分析了儒家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也得出了儒家文化影响途径下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培育途径的研究结果。在具体分析中,本文将传统型权力、魅力型权力和法理型权力的合法性来源与儒家人治传统、现代法治联系起来,也是本文的一个具体研究成果。
本文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在这一部分主要介绍选题缘起、选题意义和选题方法；第二部分主要讨论儒家文化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培育的影响。在这一部分,笔者首先介绍了公民政治参与和儒家文化两个概念的界定。接下来笔者分别从儒家文化对公民参与发生影响的途径、儒家文化发展扬弃过程对公民参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以及儒家文化内容对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的影响三方面进行了探讨；第三部分主要讨论儒家文化影响下儒家文化扬弃视角下的公民政治参与文化氛围培育途径,分别从有利于进行公民政治参与的行政文化培育、有利于进行公民政治参与的社会文化氛围培育以及有利于公民政治参与文化培育的制度安排三方面进行了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