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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OFDI)曾经是发达经济体跨国企业特有的经济现象，传统的国际投资理论也以其为研究对象，成果丰富且已形成较为完善理论体系。然而近十年，中国OFDI呈几何式增长，即使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全球资本流动规模持续下滑，中国对外直接投资额仍逆势上扬，并于2016年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企“走出去”发展轨迹，无法用传统OFDI理论中利益最大化解释:在经济飞速增长的趋势下，中企留在国内深耕发展才是合理选择，加之中企整体呈现国际化经验匮乏，自主品牌与技术拥有度较低等特征。传统理论无法从微观视域对中企OFDI行为做出合理解释，究其原因，发达经济体国内制度质量较高，营商环境优越，企业开展跨境投资无“后顾之忧”，无需考虑制度成本与政府寻租，母国制度可视为基本“背景”，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普遍制度建设滞后，政府干预较高，尤其是处于转轨时期的中企OFDI收益更多体现宏观经济利益，而企业微观利益是被兼顾的，其OFDI行为势必受区域制度政策、地方政府治理、国际双边关系等因素的影响。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著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
(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
(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
(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
基于上述背景，本文试图探讨和回应下述核心问题:国际投资领域中，母国制度包含哪些维度？它们间关系是什么？是否都能显著影响企业OFDI?母国制度能否与经典OFDI理论中的资源观、区位观相结合？最后，基于中国幅员辽阔、地域广袤，区域间制度体系演化差异大，地方政府调控力度高、范围广，涉外(投资)协议种类多、缔约频繁的特点，区域制度质量和企业OFDI选择是否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
据此，本文从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研究:(1)在梳理现有国际投资理论与研究基础上，综合中国对外投资制度变迁的历史背景有效评估母国制度影响中企OFDI的有效性。(2)以新制度经济学等经典理论为基础，解析母国制度的理论内涵与框架结构，并在修订OLI范式基础上构建母国制度嵌入的OFDI-S模型。(3)以2003-2015年上市企业OFDI决策为样本，通过Logit模型实证检验母国制度对中企国际化选择的直接影响与调节效应。(4)为中国政府提升区域OFDI水平提供政策建议。基于上述研究思路线索，本文得出结论可归纳为下:
(1)母国制度分为国内层面(制度环境、政府治理)与国际层面(涉外制度)，共三个维度。国内层面:税制结构优化、信贷制度改革、技术市场成熟、知识产权完善，政府干预降低，补助补贴增多、审批效能提升，腐败活动减少，都能激励中企境外投资，呈现对OFDI的“挤入”效应，另一方面，物权保护力度提升，契约机制有效实施，政府支出规模增加，公共品高质量供给，反而会抑制中企“走出去”，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国际层面:避免双重征税制度与双边投资协议多以资本流入国身份签订，中企在“走出去”进程中无法得到缔约国高标准待遇，因而两类协议无法促使中企OFDI，甚至避免双重征税制度更多呈现对OFDI的“挤出”效应，与之相反，自由贸易协定与境外经贸合作区对投资保护与投资激励态度更为积极、开放程度更高、范围更广、条款更具操作性，激励中企到缔约国投资作用效果更佳。
(2)母国制度也能以企业所有权优势(或东道国区位优势)为媒介，间接影响企业OFDI选择。国内层面:物权制度、契约制度、信贷制度、技术交易市场与知识产权制度提升，以及政府干涉降低，补贴规模增大，寻租行为减少，都能赋予创新型中企更高水平的技术所有权优势，呈现母国制度“强化”技术所有权优势特征;而企业承担税率降低，公共品供给效率提升，研发投入较多企业倾向留在国内发展，呈现母国制度“弱化”创新型企业OFDI意愿特征。国际层面:涉外制度能优化东道国较低的法治质量与营商环境(如双边投资协议与自由贸易协定)，降低东道国沉重的税收负担与不完善的基础设施对中资流入的抑制作用(如境外经贸合作区)，鼓励中企到制度区位优势缺失的缔约国OFDI，呈现涉外制度“强化”东道国区位优势特征。
(3)从“两个统筹”到“三个统筹”是中国加快对外开放水平战略思想的重大创新:国内层面，制度环境作为母国制度最为稳定的制度内核，其本身是静态框架，需要政府构建与之适应的执行机制，才能充分发挥其优越性，本文考察国内制度的十二个子制度对微观特征异质企业OFDI影响差异，可以帮助地方政府重新审视如何利用中企在OFDI决策上表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精准激励目标企业“走出去”;国际层面，既需要中国研究借鉴国际经济规则调整国内制度，为中企培育“走出去”能力提供良好的国内环境，也要求政府调整国内制度政策工具，配合涉外(投资)制度体系效率效能发挥，以争取国际投资领域更大的制度性权力。本文考察中企至签订不同涉外(投资)制度的缔约国OFDI呈现出对国内制度的“异质性偏好”，所得结论能帮助中国在参与国际经济活动进程中更好实现“统筹国际国内规则”。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母国制度视角对OFDI研究，建立对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OFDI具有更强解释力的理论框架。第二，本文将母国制度与国际生产折衷理论中的OL优势有机结合，丰富和发展了国际投资理论。第三，本文的研究对将从国际规则国内化以及国内规则国际化两条路径着手，推动现有治理机制和规则体系变革的中国具有较大的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