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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转型意味着交易规则的根本性变革。在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和社会在努力推动市场经济秩序的建立，另一方面，也伴随着市场制度的不健全和人们认知的滞后，这两者间存在冲突。并且，计划经济体制和社会文化也影响着个人和企业的行为方式。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摆在研究者面前的问题是:企业是如何适应这种制度转型的，它们的行为有何特点？ 制度环境是影响企业的根本因素。以往的研究表明，在正式制度缺乏的情况下，企业往往通过寻求非正式制度的庇护以规避制度风险和获得资源。企业管理者尤其是高层管理者具有的社会关系能够为个人成功带来便利，也能够为企业所用而提升企业绩效。以往的研究确立了管理者社会关系——与其他企业管理者的横向商业关系和与政府官员的纵向政治关系——与企业绩效间的微观——宏观联系及企业性质、产业状况等因素起到的调节作用。但是，少有研究探讨这种联系是如何产生的。对这种作用机制的解释无疑会大大增进对这种联系的认识。鉴于这一研究空白的存在，本研究要做的就是试图揭开管理者的个人社会关系与企业宏观绩效间的作用机理。 为此，本研究引入了组织学习和战略导向两个中介变量。本文认为，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管理者社会关系水平越高，企业越可能依赖其私人关系为企业获得利益、忽视组织内部的学习。而组织学习是企业持续创新的动力，过于依赖关系带来的资源只能为企业带来短期好处而损害企业的长期成长。此外，管理者的关系水平越高、对关系的过于依赖则可能降低企业对外部环境变迁的敏感度，使企业过于依赖已有模式，从而使企业的战略姿态过于保守。而在激烈的制度变革过程中，缺乏长远目标、鼠目寸光、过于保守的战略导向必将损害企业的长远发展。因此，组织学习和以战略姿态的未来性、前瞻性、冒险性为特征的勘探型战略导向能够一定程度上揭示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的作用机制。 前人的研究基本确认了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但对绩效的衡量往往以即期财务和市场表现为测量指标。这种以短期财务表现为绩效测量唯一标准的方式往往掩盖了企业绩效的其他方面，导致我们对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认识产生偏误。为了克服这种不足，本研究从时间和企业成长性维度将企业绩效分为短期财务绩效和长期成长绩效，并探讨管理者的社会关系通过组织学习和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对两者的不同影响。具体地，一方面，本研究认为管理者的社会关系能够促进企业短期绩效的提升，但管理者的政治关系会损害长期绩效;另一方面，管理者的商业关系促进了组织学习和勘探型战略导向，并通过其中介作用提升企业绩效，而管理者的政治关系降低了组织学习和勘探型战略导向，并通过其中介作用降低企业绩效。 在对转型期企业行为的研究文献中，多数都将管理者社会关系的存在作为默认的前提，而少有研究探讨这种关系产生的原因。为数不多的探讨这种关系产生的原因的文献也仅将其归结为行业状况和企业特征等方面。本文认为，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中，计划经济体制的遗留、市场制度的缺乏和社会文化等因素的综合影响可能是这种关系产生的根本原因之一，即本研究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是管理者社会关系产生的制度嵌入性——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影响。 此外，本研究还认为，制度环境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起到调节作用。随着经济转型、市场制度的确立，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必将增强、政治关系对绩效的影响会减弱，使企业交易由关系型交易向市场型交易转变。 通过选取东部、中部和西部高新技术企业样本，本文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管理者具有的横向商业关系和纵向政治关系确实能够对企业绩效的不同维度产生不同影响。具体而言，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都能够促进短期绩效的提升，商业关系能够提升长期绩效，而政治关系与长期绩效间的负向关系没有得到验证。关于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组织学习与长期绩效正相关，而与短期绩效的正向关系没有获得支持;商业关系促进了组织学习，而政治关系阻碍了组织学习。因此，组织学习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长期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得到支持，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短期财务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鉴于管理者社会关系与长期绩效间业的正向关系的存在，此处的中介作用实际上为部分中介:一方面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对企业长期成长绩效有直接作用，管理者社会关系也通过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影响了企业长期成长绩效。关于战略导向的中介作用，实证结果表明，勘探型战略导向与企业长期绩效间呈正向关系，而与短期绩效间的正向关系没有获得支持;政治关系与勘探型战略导向间存在负向关系，而商业关系与勘探型战略导向的正向关系没有得到验证。因此，勘探型战略导向在管理者政治关系与企业长期绩效间的中介作用得到验证，在政治关系与短期绩效、商业关系与长期绩效、商业关系与短期绩效间的中介作用没有得到验证。鉴于管理者政治关系与企业长期成长间不存在直接作用，这种中介实质上是完全中介:管理者政治关系通过勘探型战略导向作用于企业长期成长而对其并没有直接影响。关于制度环境与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实证结果支持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管理者的社会关系间的负向关系。关于制度环境的调节作用，检验的结果表明制度环境越高，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对企业长期绩效的促进作用越大，而政治关系对短期绩效的促进作用减弱。对于企业绩效结构本身，长期绩效能够促进短期绩效的提升这一假设得到了验证。 这也说明，对企业的绩效进行结构性区分是非常有必要的，笼统地以绩效的某个方面代表绩效会掩盖管理者社会关系对绩效影响的本质，而可能导致对问题认识偏误。此外，长期成长绩效能够促进短期财务绩效的提升。这更加说明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管理者的社会关系只有能够促进了企业的长期成长，短期财务绩效才能有持续的增长动力和保障。但是，整体而言，政治关系对短期绩效的正向直接作用大于其通过战略导向和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对短期绩效产生的负向影响，这说明了短期内政治关系对短期绩效的积极影响更为突出。 本研究也揭开了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作用机制的面纱。管理者的商业关系和政治关系确实对组织学习的影响不同，前者促进了组织学习，后者阻碍了组织学习，而组织学习又能够促进企业的长期成长，即组织学习在管理者的社会关系与长期成长绩效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研究也表明，管理者的政治关系降低了企业战略的进取性、前瞻性和冒险型，而它们与企业的长期成长是正相关的，即勘探型战略导向在管理者政治关系与企业长期成长绩效间起到完全中介作用。这一作用机理的研究弥补了研究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重视情境变量而忽视作用机制的实证研究缺乏的遗憾。 本研究也验证了管理者社会关系的制度嵌入性。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国家，对管理者社会关系的探讨不能局限于行业、企业层面的“浅层”变量，而必须注意到特定的制度、文化因素对社会关系产生的深层影响。并且，制度环境在管理者社会关系与企业绩效间调节效应的存在表明制度环境的转变能够促使企业的关系型交易行为向市场型交易行为的转变，从而强化了制度的转型。 最后，探讨了本研究对企业和政府管理者的实践意义。当然，本研究不可避免地存在诸多不足，数据形式、样本数量和行业限制等都是本研究的不足，也是今后研究中要注意的问题。本文的结尾也指出了今后可能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