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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正经历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在不发达地区农村富余劳动力向沿海发达地区和城市的跨地区流动大背景下，一个重要的现象是部分进城农民工经过一段时间外出就业，又返回家乡就业、创业，利用打工增长的见识、本领，获得的资金、信息、社会资本，在乡村、小城镇创办民营企业，发展的农业经营，获得比在城市打工高得多的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寻找其收入增长的原因就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之一。 本文尝试从人力资本对收入的影响角度，通过比较农民工回乡之后与其如果在城市打工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异，分析各种形式的人力资本对其收入增长的影响。从而得出给出相关结论，并给出政策建议。 本文在农民工积累的人力资本形式上，参考了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在农民工人力资本因素上增加了行业变量和职业变量。本文在变量的选择上也参考了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且，本文将一些以前学者关注得不够的，农民工通过打工动态积累的人力资本形式，包括农民工是否学到技术，去过的省市总数等计入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形式中，拓宽了农民工人力资本的范畴。 本文在研究角度上，在借鉴了相同或相似区域，不同人群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以及不同区域，不同群体人力资本收益率研究，并且在以上两种研究视角的基础上，总结了以上两种视角的不足。对同一人群:农民工;在不同区域:在发达的大城市与欠发达的农村、小城镇，各种形式人力资本收益率进行比较。从而，能够从人力资本收益率的差别来解释大城市的制度障碍。本文认为，鉴于农民工人力资本形式的特殊性，他们有着城市劳动力不具备的人力资本形式，比如工种变换，城市迁移，技术学习重要形式。这些因素在城市可能难以发挥，但是对于回乡就业、开办个体工商户作用巨大，因而给农民工带来收入增长。 本文基于2007年3377位从沿海发达地区大城市回流到欠发达地区的农村、小城镇工作农民工的调查数据，运用修正后的明瑟尔收入模型，估计出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与回乡发展的各种不同形式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一是估算常规的人力资本形式诸如受教育年限，累计打工年限，职业类别与行业因素对其收入的影响。二是估算农民工通过打工动态积累的人力资本形式，诸如去过的省市总数，是否学到技术等对收入的影响。通过分析农民工在回乡之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与其如果还在城市打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之间的差别，以及其特殊的人力资本形式收益率的变化。验证了这些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要低于其回乡之后的人力资本收益率，证明了这些农民工通过在城市打工，积累出了一定的人力资本，由于城市存在各种形式的制度障碍，这些人力资本收益率偏低的假设，从而说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人力资本从深度与广度上都被低估，导致收入偏低，农民工其回乡之后，人力资本能够得到相应报偿，从而收入获得增长这个假设。 本文通过对回归系数的估计，获得了一些有启发性的结果。首先，就常规人力资本收益率来看，作为农民工最重要的人力资本形式，其受教育年限在城市打工远远没有得到相应的报偿。研究表明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教育收益率明显偏低，只有2％，而农民工回乡之后的教育收益率明显比较高，超过了6％。农民工在城市打工的教育收益率与农民工回乡之后的教育收益率差距比较大，后者是前者的3倍，可见农民工同样的教育程度在城市与在农村的收入回报存在很大差距。在估算累计打工年数对工资的影响上。研究发现，在打工期间，累计打工年数对工资有显著影响，表明在外面打工年数越多，工资越高。其次，农民工在打工过程中动态积累的人力资本形式，应该受到更多的重视。从去过的省市总数、是否学到技术两项的回归系数来看，农民工随着城市迁移数量的增加，以及学到一门手艺或者技术，积累的相当的人力资本，这些人力资本对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并没有益处，甚至有负面影响，但是这些人力资本在对农民工回乡之后，通过继续工作、创办个体工商户、企业等表现出来，能够增加收入，对收入有着很重要的影响。并且，在打工期间，农民工累计打工年数的收益率与受教育年限的收益率相当，这说明农民工民从经济不发达的农区，流动到改革开放早，市场经济和工业化最活跃的沿海发达地区打工，在生存和就业竞争压力下，勤奋劳动，边干边学，掌握从事工商服务业的技能、行业知识，积累务工经商的经验，积累了人力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