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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从“诗人”与“现实主义”这一整体性的视角出发，通过对贾平凹作品的细读，讨论贾平凹三十年来的作品中这“两个世界”的“相遇”所呈现的复杂关系。本文将贾平凹的写作分为四个阶段，对应于本文的四章：
第1章、“潮流化”的“现实”。
本章首先分析贾平凹的“写作前史”，指出《满月儿》等作品如何契合主流文学的规划以及《满月儿》之后贾平凹与当时的文学成规的“冲突”与“转向”。在此基础上，分析贾平凹如何以“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的方式叙述“商州”的“现实”。最后，分析《浮躁》如何以混杂的状态呈现对“改革文学”与“寻根义学”的总结。
第2章“唯有心灵真实”
本章以贾平凹《废都》前后的小说观念为中心，分析了贾平凹如何放弃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以及确立了新的“真实观”。他的写作从“向外”的“写实”转为“向内”的“写意”，把《废都》写成了“自我倾诉”的“心灵史”。然而，贾平凹以“性”作为象征所塑造的作为“病人”的知识分子，与既往的对于“知识分子”的成规的设定，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围绕《废都》引发的剧烈争议，笔者描述知识分子对此的批判，分析批判的话语结构。最后，笔者分析《白夜》对于《废都》的“复制”，联系着作为一种“异质性”的力量进入了文学场域的“市场”，分析贾平凹如何进入“九十年代”。
第3章意象与写实的结合本章首先分析了贾平凹这种“自我倾诉”的小说舰所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缺陷。笔者分析了贾平凹这一时期的“转变”，他试图协调“写实”与“自我”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他不愿意放弃“写实”的面向；一方面，他也不愿再遵循“潮流化”的方式指认“现实”。他所看重的，依然是自己的心灵体验，只不过不再以纯粹个人化的方式出现，而是试图具有更广泛的象征性。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同研究者对其“意象写实”的概括。并且，笔者进一步指出，这种写作方式的调整是典型的“八十年代”认识装置的产物，在他所期待的走向“世界文学”的表述背后，隐含着“现代派/现实主义”的似乎不言自明的等级结构。拉美作家以及川端康成所代表的从“民族”走向“世界”的“伟大文学”的道路，对于贾平凹有重要启示，他在“写实”的基础卜，选择与东方的“意象”相结合。
随后的三节，笔者分别以《土门》、《高老庄》、《怀念狼》为分析中心，分析贾平凹在具体的作品中如何落实他的“意象”与“写实”。
第4章“实”与“虚”的分裂本章从《秦腔》的叙述视点与叙述风格入手，指出第一人称限制叙事与第三人称全知叙事的分裂，以及“故事”与“反故事”悖论般地并行不悖，是一种高度“历史性”的“症候”。无论是“史诗”的“宏大叙述"与“引生”的“疯癫叙述”的分裂，抑或“故事”与“反故事”的分裂，都喻指着“历史”的“分裂”以及对应的“历史叙事”的分裂。笔者从引生“自我阉割”的象征性入手，分析引生的阉割与叙述的关联，指出“阉割”联系的是丧失了叙述可能性的焦虑与象征。在匮乏整合“现实”的“大叙述”的当下，贾平凹并没有在《秦腔》中提供一种新的荚学范式，他所提供的是既有的美学范式破碎后的残留。《秦腔》的成就与不足，在这个意义上代表着当代文学的当下处境。
附录部分，分析了贾平凹的近作《高兴》。一定程度上，《秦腔》标志着贾平凹写作的终结。贾平凹“突围”的方式，是重新“潮流化”，加入了“底层文学"的大合唱。笔者从贾平凹对于主人公“高兴”对抗“悲情”的叙述、“菩萨”对抗“左翼”的思想资源的安排、对于资产者的“温情脉脉”的改写，将其概括为“左翼”之外的“底层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