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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与电子媒介控制关系最为密切的机构是联邦通讯委员会(下文简称为FCC),该机构不但对电子传媒业的活动与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已渗透至美国政治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某种程度上,对FCC的考察就等同与对美国广播电视业控制系统的考察。FCC通过执照许可制度与内容控制等手段,对美国的广播电视业进行调控。本文的主题,即是对FCC内容控制的策略及其功能进行深入的研究。
本文以功能主义社会学中的社会控制理论为主要理论依据,力图对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FCC)的内容控制策略进行精确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旨在揭示新自由主义思潮和全球化背景之下美国广播电视业与美国社会之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关系,并挖掘FCC的内容控制策略在群体意识塑造上所发挥的作用,尤其是这些策略对美国民主政治和道德习俗产生的影响。
经由分析大量相关法律案例,本文发现:由于第一修正案的强大威力和自由主义根深蒂固的传统,无论从控制方式还是追惩力度的角度来看，FCC对广播电视的内容控制都可算是赢弱的,且存在越来越弱的趋势,这与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密切相关。因此,FCC的内容控制政策,更多发挥的是一种仪式化(Ritualized)而非行政式的(Administrative)的社会功能。内容控制并不能有效、有力地塑造广播电视业的格局,更无法显著地影响各传媒巨头的经营方针。但由于媒介垄断日趋强化,美国传媒业形成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局面,广播电视业的资金门槛越来越高,跨入者往往倾向于采取与FCC“合作”的态度,采取“自我审查”(Self-censorship)的方式来规避可能的风险。所谓内容控制的意义,并不在于控制本身的实施(The Practice of the Control)取得了什么效果,而在于控制政策的存在(The Existence of the Control)对广播电视业乃至美国社会造成了怎样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于对于美国公众群体意识的塑造,尤其是对民主政治格局和社会道德习俗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