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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时期，调整产业结构，推动服务业发展，已经成为我国面临的首要任务。根据世界银行最新报告《2030年的中国》预测，在未来的20年内，我国将会转变为一个现代服务业大国。但近年来，产业结构瓶颈日益突出，第三产业比重徘徊于40％附近，与现代服务业大国的距离相差甚远。从税收因素来看，营业税是我国服务业缴纳的主要税种，我国现行营业税制度实行“总额计征”，部分行业实行“差额计征”，随着第三产业分工细化、流转环节增多，服务业重复征税问题突出，尤其是税种差异型重复征税，严重阻碍了其发展。基于此，营业税“差额计征”和增值税“扩围”改革（两者在本文中被合称为营业税“增值税化”）已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逐步开始实施。2010年浙江省和上海市率先颁布了《营业税差额计征管理办法》，拉开了营业税“增值税化”的大幕;2012年1月1日，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即增值税“扩围”，下文也简称为营改增）开始在上海试点;2012年2月，财政部提出将“认真总结试点经验，逐步扩大试点范围，力争在‘十二五’期间将改革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由此看来，营业税“增值税化”已是大势所趋，也成为了学者专家建言献策的热点焦点。 营业税“增值税化”的改革，对于解决重复征税，减轻我国流转税税负，进而改善国民收入分配都有着重大意义。然而，要实现整个改革的顺利进行并非易事，这其中涉及原有税制各个要素如税率、税基、适用范围、分享比例等诸多方面的改革。作为我国税收收入的主体，两大流转税的改革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应，必须谨慎调研、稳步推进。本文在综合考虑各种因素的情况下，着重设计了改革两阶段的总体方案。本文主要分为五部分。首先，分析了我国改革背景，如第二与第三产业占据半壁江山的产业结构及国际对比、重复征税根源是没有实行“净额计征”、重复征税对发展服务业的阻碍，同时界定了本文中需要厘清的重要概念。接着，对从未在其他文献中出现过的“营业税‘增值税化’”进行定义，并将其分为初步增值税化（营业税“差额计征”）和深度增值税化（增值税“扩围”或称营改增）两个阶段，分析了两个阶段存在的必要性，为下文的研究奠定基础。其次，以浙江和上海实施的营业税差额计征改革——营业税初步“增值税化”为起点，分析了此次改革在实施地区、行业、作用上的特点，继而提出扩大改革地区和行业范围、适当降低税率的政策建议。第四部分根据确定的减轻企业税负、简化税制、平衡政府间财政关系等原则，较全面地提出了增值税“扩围”总体方案，以形成统一的商品劳务税(GST)，实行净额计征，与国际税制接轨，即营业税深度“增值税化”的方案，包括适用6％的统一税率、实行限额征收的征管办法、改革覆盖服务业全行业、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由75∶25调整为50∶50，属于本文的核心内容。最后，本文分析了营业税“增值税化”对我国税制产生的影响，主要有直接税与间接税的“逆转”和出口退税的问题，认为直接税与间接税的逆转在改革过程中指日可待，出口退税增加并不会对财政收入产生显著的消极影响。同时，提出相应的改革配套政策建议，即提高中央对地方的财政转移支付力度，以确保地方财力。 本文的核心内容如同一张大网，各个部分则如网中互相交织的千丝万缕，联系十分紧密，在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往往会涉及到另一个问题，如将“扩围”步骤同中央与地方分享比例合成了一节进行阐述，在讨论税率时也结合了征管办法的创新。另外，关于改革后新增行业适用税率，本文首先提出新增行业之间不应适用统一税率、也不与工业适用统一税率，这是缺少具有长期适用性的配套措施时的必要选择。上海试点设置了两档与原增值税不同的税率，也有力支持了这一点。但是，如果采取长期可适用的配套措施如本文提出的限额征收法，采用统一税率也是可行的。上海进行的营改增试点方案在文中多处被提及，一方面是与本文设计的方案进行对比，另一方面也有部分内容是以试点方案为基础提出的改进建议。例如，本文认为应该先实行营业税“差额计征”改革，再推进到营改增，而上海试点方案选择跳过营业税内部改革，除浙江和上海外，其他省市直接跨越到“扩围”阶段;又如，本文建议分步改革按行业进行，减轻“洼地效应”，而上海试点方案则以地区和行业两个维度来推广;另外，文中确定新的增值税税率是以试点设置的6％为基础的。 总体来说，本文侧重于讨论营业税“增值税化”的大体方向，在缺乏充足数据的情况下，多为结合我国发展战略要求和现实情况进行的理论分析，不过，文中也选择了银行业来较具体地讨论改革后涉及的问题，认为存款利息不应被纳入增值税进项扣除行列，同时银行业务量大，购买增值税发票带来的经营成本上升很可能会侵蚀减税利好，建议税务机关以较完善的银行信息网络系统为依托，通过开发软件和联网来实施征纳，改变“以票控税”的尴尬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