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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没有系统的经济伦理思想著述,但是王夫之著述中有丰富的经济伦理思想命题、观点和论述。深入发掘、整理和再现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状貌,是当代伦理学人应有的学术抱负和价值追求。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杰出思想家之一,诚如钱穆先生所言,“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并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1]王夫之站在他那个时代的高点,俯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兴衰繁荣,怀揣“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家国情怀,注六经,解历史,为他那个时代甚至以后的万世提出了诸多有价值的思想。在经济伦理思想方面,他不但“坐集千古之智”,对于他之前的经济伦理思想作出了全面系统的总结,而且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学术品质及其胆识,对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诸多矛盾运动进行了“会其参伍,通其错综”的辩证考察,“特别是按’依人建极’的原则,高度重视人类史观的研究,使朴素唯物辩证法的理论形态发展到顶峰,并落足到天人、理欲等关系问题上的明确的人文主义思想”,[2]为建设“破快启蒙,灿然皆有”的经济伦理思想奠定了基础。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产生有其深刻的经济社会根源、实践基础、理论渊源以及理论基础。明朝中后期腐朽的政治统治所引发的农民起义,以及随之而来的异族入侵,是导致明王朝走向灭亡的直接原因。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再加上人们对宋明理学空疏学风的谴责和实学风气的兴起,使一贯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王夫之自觉地从伦理的视角思考社会的经济问题,试图为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的幸福、国家民族的富强寻找良策。而传统儒家的人性论、理欲观、本末论等均为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来源,且在此基础上有适应时代的创新和发展;另外从批判佛老虚无主义的宇宙论中吸收了佛老的变易方法论思想,从质疑西学的科学性中吸收了西学的辩证法方法论,等等。理势合一、理势不定的历史观为王夫之的经济伦理思想既继承传统又突破传统进而提出适应时代又超越时代的经济伦理思想提供了理论基础,理欲皆性、性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则是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基石和逻辑起点。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有着对生产伦理思想、交换伦理思想、分配伦理思想以及消费伦理思想的系统论述和精深阐发。在生产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从个体层面、国家层面、农商关系层面论证了“重农务本”的伦理正确性;从有其力者治其地的角度论述了“土地民有”的伦理合法性;从“人则未有不自谋其生者”的经济人假设角度提出了自由生产的伦理原则。在交换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从民生的角度论证了交换活动的伦理正当性;辩证地论证了商人的伦理之善与伦理之恶;从“致厚生之利”的角度论证了货币的起源、社会作用,并对货币流通所带来的社会异化现象进行了深刻的社会批判和伦理反思。在分配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主张辩证的均富论,并对公平正义的分配伦理原则作出了自己的深刻论述。在消费伦理思想方面,王夫之提出了俭奢有度的消费原则、絮矩之道的消费伦理理念,并对庶民百姓的合理消费给予了高度的价值肯定。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具有三个鲜明的理论特质,即研几趋时与以民为本的经济伦理发展观,义利并重的辩证义利观以及裕国富民的辩证国富民富论。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理论特质主要表现为具有近代启蒙特色的部分,包括对封建行政权力过多干预经济运转的反思与批判,对传统道义论和功利论的辩证剖析,对传统重本抑末思想的辩证发展等。当然,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亦带有某些不可避免的缺陷,未能摆脱时代和阶级的局限。站在新的时代和社会,批判性地审视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要求我们对其作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弘扬王夫之经济伦理思想的合理因素有助于建构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经济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