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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经济体加入到对外直接投资的浪潮中,尤其以中国、俄罗斯为代表的国家在这方面表现惊人,这些国家的OFDI规模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另一方面,已有的国际投资理论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OFDI行为已不能做出全方位的解释,因此人们开始将目光转投在制度因素上,制度基础理论的出现为国际投资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制度因素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既有来自东道国制度环境的影响,也包括母国制度环境的影响,而已有的制度因素和FDI的研究大多都是从东道国吸引外资的角度入手,很少有从母国的视角,研究一国OFDI,结合“制度”这样的软性因素来对OFDI进行解释的就更少了。因此本文选取了母国政治制度质量的研究视角,对其与OFDI的关系进行分析。在阅读了大量的文献基础上,本文选取了6个指标对政治制度质量进行衡量,在因子分析的基础上得到各个国家政治制度质量的综合评价,并据此将研究样本分为政治制度质量较好和较差的两类分别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发现：第一,通过因子分析得到的综合评价分类和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转型经济体的分类出现了高度相似,发展中及转型经济体在综合评价结果中排名集中靠后,属于政治制度质量较差的一类。第二,国家政治制度确实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流出水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来说,对政治制度的依赖程度更大一些,甚至可以作为OFDI的内生变量来考察,对国家OFDI水平的调节作用十分明显。第三,对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来说,民主水平、社会秩序和政府稳定性等因素与OFDI水平存在负相关关系,和发达国家的结果相悖。说明发展中和转型经济体的OFDI的确有其特殊性,可能确实存在一部分OFDI属于对母国政治制度风险的规避,形成制度出逃型OFDI的可能。因此对制度变迁取得成功的国家和地区来说,当民主法制水平、政局稳定程度、政治秩序得到提升后,也许会降低这一部分动机驱动的OFDI流量。第三,对发达国家来说,政治制度质量对OFDI的调节并不像发展中国家明显,但是民主水平的提升、平稳的政府换届和政治制度良好的延续等都对其促进OFDI仍然有着积极意义。第四,金融危机的发生确实对世界国际直接投资格局发生转变有一定解释力。许多发达国家老牌跨国企业在金融危机中受到严重冲击,给了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企业在跨国并购中表现的机会。当然,本文是从宏观层面对制度和OFDI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解释,从而忽略了微观层面的因素。但是OFDI作为企业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行为,尤其是企业的所有制成分,对企业的OFDI行为有很大的影响。所以从企业层面进行研究也许会更有说服力,因此未来也可以从企业层面或者行业视角对某一国政治制度和OFDI进行更细化的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