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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李学派是清初非常重要一个学术流派。颜元、李塨二人所倡导的带有复古色彩的、以“三事三物”为核心的习行经济与事功之学,并于此基础之上构建而成的实学思想体系,在中国思想史上独树一帜。不过由于自身学说痼弊及外部政学环境的变化,颜李学派仅传承三代即走向衰落,于清中叶中绝。
学派的消亡并不意味着学说的沉寂。百余年后,晚清学者戴望搜辑颜李遗著,编纂《颜氏学记》,此举既是其“大旨期于有用”之宗旨的体现,又含有争取学术话语权的考虑。“常州端绪”与“戴学源头”即为戴望欲打通颜李学与今文经、戴震学之间关联的尝试。《学记》问世后,学界反响不一,赞同、批评、排诋之声同时并起,颜李学的改造运动也于诸多不同评论中拉开序幕。
晚清颜李学的传播,经历了由人际传播向媒介传播的递嬗。在第一阶段,永嘉后学孙锵鸣、宋恕、陈黻宸及河北学者王灏、贾恩绂等人出力尤多。到了第二阶段,国粹派成为主角。他们搜辑颜李遗著,研析其学术特色,挖掘其学说的西学因素,检讨其利弊得失,其中既有对其学说本身的挖掘与“发现”,又有基于政治诉求的阐释与“发明”,在这种古今沟通、中西交融之下,近代意义上的颜李学之雏形初具规模。
进入民国,颜李学的发展轨迹变得颇为复杂。出于复兴北学、抵御新文化和加强意识形态控制之需,徐世昌等人于民初极力推崇颜李学。通过一系列的政治运作,徐世昌将颜元、李塨二人塑造为国家学术偶像,享受从祀孔庙之厚遇。同时,徐又通过设立四存学会、创办《四存月刊》、开办四存中学等措施,强化颜李学对社会的影响。当然,徐世昌的如上活动,自然是逆时代潮流之举,不过客观上也促使更多的学者来关注和研治颜李学。要之,政治与学术的复杂交织是民初颜李学研究的一大特色。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伴随现代知识制度与学科体系的建立,颜李学研究也趋于规范与深入。梁启超无疑是该时期颜李学研究的开拓者。梁氏在“古学复兴”的学术诉求和“理学反动”的解释框架之推动下,引介杜威的实用主义学说,就颜李学的知识论、功利论、人性论及与戴震学的渊源关联等问题详作论析。胡适深受梁启超研究路径影响,继之而起,围绕颜李学是否为戴震“新哲学”源头,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特别是他对程廷祚资料的发掘与研究,开拓出清代思想史中的新领域。与梁、胡二人颇为异趣的是,钱穆秉持“不知宋学,则无以平汉宋之是非”的清学史立场,褪去颜李学的“反理学”底色、辨析其学说痼弊,否定其与戴震学的渊源推测,从而解构掉梁、胡之前精心构建的“反理学”谱系。质言之,梁、胡、钱三人之所以在颜李学研究上呈现如此迥异的反差,其缘由大致同学术立场、治学路径和文化观念的相异有关。
综上,作为中国儒学流派中一个独具特色的分支,颜李学于晚清民国的复兴与命运,体现出中西融汇、政学交织、反响不一等特征,这恰是传统学术在近代流变的一个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