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谶纬的盛行是汉代社会中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与汉代的政治生活密不可分。谶纬学说在汉代后期骤然兴起,到东汉初年,汉光武帝“宣布图谶于天下”,谶纬之学被统治者尊为“内学”,一时成为当世显学。因此,要研究汉代学术就不可能避开谶纬文献。对谶纬文献详细分析归纳以后可以发现,其中比重最大的内容是天文资料,具体涉及日、月、恒星、客星、行星、彗星、流星、陨石、风、云、气、雾、雨、雪、雹、霰、雷、电,等等,可谓应有尽有,就这一个角度来看,谶纬天文资料可与任何一部古代天文学著作相媲美。正因如此,《史记索隐》大量引用谶纬文献中的天文资料为《史记·天官书》作注,很好地阐释了历代“《史记》学”研究的难点——《天官书》。另一方面,作为天人感应思想的载体,谶纬天文资料处处渗透着谶纬学说的主体思想,因此,研究谶纬天文资料正是研究谶纬文献的关键和门径之所在。
文章以谶纬天文资料的恒星记载和《史记·天官书》恒星部分的记载为对象,引入《汉书·天文志》、《后汉书·天文志》、《晋书·天文志》等相近时期可信的古代天文著作中关于同一星宿的记载,并参考许多现代天文著作,进行详细地比较研究。绪论部分主要介绍谶纬天文资料和《史记·天官书》的研究价值以及二者进行比较研究的基础和意义。第一章分别对谶纬天文资料和《天官书》的内容进行概括介绍。而通过对二者的比较研究发现,可以根据谶纬天文资料与《天官书》内容的关系将谶纬天文资料分为三类:与《天官书》相似的记载,与《天官书》不同但关系较密切的记载,谶纬天文资料的独特记载。文章第二、三、四章便以此框架分别对二者进行比较研究。
经过详细地考察,文章得出如下结论:《天官书》对谶纬天文资料的形成影响巨大,是谶纬天文资料的文献来源之一;目前见到的谶纬天文资料并非学界认为的定型于东汉初年,谶纬天文资料的形成过程较长,最晚的内容应形成于六朝时期;谶纬天文资料的形成是多个源头共同滋养的结果,楚文化、董仲舒新儒学、汉代今文经学、《天官书》等当时流行的天文星占著作、东汉中后期璀璨的天文学成就等,都为谶纬天文资料的形成提供了大量素材;谶纬天文资料具有宝贵的天文学、民俗学、社会学等多种价值,是中国历史上一笔巨大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