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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反应了这门学科的工作者看待客观事物的方式，以及理解客观事物所能企及的范围，这对于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尤其如此。而当前主流经济学基于毕达哥拉斯哲学和牛顿力学基础之上的惟理性化、数学化、模型化、计量化趋势和经济学帝国主义狂热突出表现了这门学科的精英们试图将经济学打造成像物理学一样的科学的幻想和他们自己对形而上学的偏好，毫无疑问，经济学在这场运动中逐渐偏离了其经世济国的本意。 经济学从亚当·斯密算起，已有超过200年的历史，从今天的眼光看，这段历史只不过是理解的深度和状况的琐碎的一种粗糙的混合，其中熊彼特以其广博的知识、深邃的思想以及中立综合的态度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并且熊彼特一生经历了经济学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边际革命和几十年之后的经济学数学化，正因为如此，文章主要以熊彼特关于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思考作为考察的起点和终点，并且希望借助康德的“批判”，来为经济学划清界线。 熊彼特认为，经济研究的方法或者经济学家应该掌握的技术主要有四，即历史、统计、理论和经济社会学，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不准备对其中的统计和理论进行论述，而专注于其中富有特色、但在今天又常常被忽视的历史和经济社会学。注意到熊彼特是站在经济史的角度上来阐述作为一种分析方法的历史的，本文认为这仅仅指出了历史方法的一个侧面;如果说文章有什么创新之处的话，那么就是通过对熊彼特实际上如何运用历史方法的分析——而不仅仅是他做过正面阐述的——从外延和内涵上较为全面地论述了经济学研究方法中“历史”的真谛。 从结构安排上来看，文章共分为五个部分，即引言和正文（四章），其内容大致如下: 引言部分，主要解释了文章题目的意思——“批判”的三个层次和“回到熊彼特”的含义，表明了文章的目的和大致结构。 第一章，经济学方法论:人们走了多远，是对经济学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历史回顾以及前沿展望，以期为接下来的论述提供某种参照系。 第二章，历史，为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 第一节，作为经济的历史和作为经济学的历史，即经济史和经济学说史/经济分析史，是从外延的角度来论述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经济史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当前的经济现象，减少由于缺乏历史经验而犯的错误，并且能够告诉人们经济与非经济的事实是怎样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说史则向人们展示了这个学科的伟大人物是如何思考现实问题的，对学说史的回顾可以增进对现有理论的理解，重新发现被遗忘而雪藏的真理，洞察人类的思维方式。 第二节，历史感——历史方法，包括归纳法、整体主义和过程观，是从内涵的角度来论述经济学中的历史方法。认为，体系化理论的基础是通过归纳而得出的假设前提，演绎是在这一前提下的演绎，所以归纳和演绎在这个学科应该有各自的地盘，任何一方的僭越都会影响学科的正常发展。整体主义不仅要求将经济过程看作统一的整体，还要求注意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这意味着经济学家的视野要对其他相关学科保持开放。过程观则提醒注意这样一个显而易见但又屡遭忽视的事实，即经济是演化的，换句话来说，仅仅经济体系内部矛盾的自我运动就足以促使经济过程不断发展。 第三节，历史观或意识形态。通过对经济分析规则的考察，认为，经济学家的先入之见，或者意识形态会通过四种方式进入人们的分析过程，但是通过逻辑一致性检验、事实相符性检验以及广泛而开放的学术批评，可以将这种不可避免的意识形态降低到不足以损害科学分析的程度。 第三章，经济社会学，也是本文的核心部分之一。经济社会学是颇具熊彼特特色的研究方法。从其研究对象上来说，经济社会学处理的是约束经济人行为规则的制度条件;从其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来说，经济社会学实际上就是将社会学和其他学科的某些概念、方法与经济行为和经济结果联系起来，从而丰富对经济过程的认识。 最后是本文的总结。在这一部分，又回到了批判的三个含义，想说明在何种程度上完成了在引言中提出的目标，即从研究方法的角度回答这样一个康德式的命题——“科学的经济学何以可能”，也就是为经济学的科学性划定范围。 由于知识水平和时间的限制，尽管试图对熊彼特研究方法中的“历史”和“经济社会学”作出详尽地考察，但还是存在着不少疏漏和欠缺，尤其是研究过程中涉及到的哲学问题，本文还未能给出清晰透彻的阐述。此外，如果要全面理解熊彼特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精辟论述，对“统计”和“理论”的研究也是必不可少的，希望将来能够有时间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