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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投资者高涨的投资热情中，中国企业纷纷大举扩张;2008年下半年，受全球经济衰退的巨大冲击，一些知名公司，如江龙控股、中旺集团、东道速递等在急速扩张中因资金链断裂而走向破产。短短两年间，这些公司从辉煌走向没落，警示人们:为了避免重蹈覆辙，公司应该对扩张的速度进行管理，实现增长与价值创造的同步——这不仅对某家公司、某个行业，更对中国市场经济具有重要意义。 本文综合运用理论模型推导和实证分析方法，从治理机制效应的视角，深入探讨公司增长与价值创造之间的关系。立足于公司增长特征与治理机制效应，本文在研究公司价值实现路径的基础上分析公司增长的有效性，试图为公司增长无效问题提供解决思路。 首先，本文基于可持续增长模型，探讨了公司增长的内因和外因，构造了公司增长影响因素模型。然后，根据企业成长理论与公司价值理论，研究了公司增长与价值创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并以价值创造作为衡量公司增长有效性的标准，创立了“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四象限理论。随后，从公司价值估值模型出发，提出了公司价值形成路径理论，并据此构造了“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影响因素模型。再后，结合公司治理和代理理论，针对“股东-经理”、“外部债权人-经理”以及“外部股东-内部股东”三层代理关系，构造了“综合治理机制-公司增长”模型，研究了多种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增长的复杂治理效应，包括经理激励机制、控股股东治理机制（股权集中）、董事会治理机制、监事会治理机制、外部债权人治理机制以及机构投资者治理机制。通过引入治理机制与公司增长的交互项，着重分析了经理持股、股权集中、外部债务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四种机制对“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的影响，构造了基于综合治理机制的“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影响模型。 本文以2001-200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述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按照“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四象限、自由现金流量、托宾Q值、控股股东性质、治理特征等标准进行分组研究。本文还以2005年股权分置改革为分界点，将股改前后上市公司样本进行比较分析，对股权分置改革的有效性进行检验。基于全面而深入的研究，本文取得了一系列研究结论，对学术研究和公司实践具有以下贡献和创新: 一、打破现有文献囿于公司治理对公司业绩影响这一研究范畴，另辟蹊径，将公司增长的有效性作为公司治理机制的效果，探讨财务目标、战略目标、治理机制建设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财务角度和制度建设角度为公司实现价值创造提出了可行的途径——对增长速度进行管理，同时建立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 二、筛选2001-2008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7830个正常上市公司样本与294个非正常上市公司（被处以暂停上市及终止上市的公司）样本，选取35个变量，涵盖公司的主要财务指标、市场指标以及公司治理机制指标，进行了大量统计和实证分析。全行业多维度研究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在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冲击与中国多项重大经济改革的影响下上市公司增长的有效性，并探究其外部根源与公司治理根源。现有相关文献中，鲜有类似大样本的深入研究。 三、通过理论推导及实证分析证明，公司增长与价值创造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且，经理持股、股权集中和机构投资者持股的治理效应会增强公司增长对公司价值的正面效应，表明完善公司治理对提高公司增长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实践意义。不仅丰富了Higgins(1977)提出的可持续增长理论，还提供了大量确凿证据。 四、构建了二维一体的公司价值形成循环路径图。横向，是“产业扩张→获利/获现能力→投资机会→资本扩张→产业扩张”的无限循环环路;纵向，是以公司风险为制约，以创新能力为动力的控制环路;而公司增长正是上述循环路径流转的推动力。本文将这七大因素结合公司治理要素，构造基于综合治理机制的“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影响模型，丰富了公司价值理论。 五、以公司不同增长特征是否能够提高公司价值为标准，提出了“公司增长-价值”有效性四象限理论，将上市公司划分为增值性高速增长、增值性低速增长、毁损性低速增长和毁损性高速增长四个象限。通过实证研究，发现了影响公司增长有效性的财务特征及治理特征，为公司增长理论、公司价值及公司治理研究提供了翔实而重要的经验证据。 六、研究发现，经理持股比例与公司增长之间存在显著“倒U型”关系，当存在自由现金流或良好的投资机会时，股权激励的治理效用更显著。中国上市公司的负债存在70％阀值。资产负债率低于70％时，负债越高，公司高速增长更显著，只要有良好的投资机会，负债的提高就会促进公司价值的提升;资产负债率高于70％时，负债对公司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但资产负债率的进一步提高会降低增长对公司价值的作用。上述经验证据填补了我国公司治理研究的空白。 七、研究发现，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后，公司增长与价值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公司价值对托宾Q值和贝塔值的敏感性提高，证明股权分置改革后，资金由投资机会差的公司流向投资机会好的上市公司的理性流动路径逐步形成。另一方面，股改后，虽然上市公司的股权集中度普遍下降，但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异常增长之间变为显著“正U型”关系，且无证据显示控股股东“掏空”动机有所减弱，加之上市公司利用自由现金流投资的有效性降低，据此认为，治理机制效应并未得到显著改善。从公司增长的有效性研究股权分置改革效果，视角独特。 纵观全文，本文以公司治理为纽带，将“公司增长”与“公司价值”以全新的方式连接在一起，拓展了企业成长、公司价值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视野，为公司增长的有效性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通过对中国上市公司大量深入的实证分析，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鲜而丰富的证据，特别是公司增长与价值之间的“倒U型”关系、治理机制与公司增长的交互项对公司价值的显著影响、经理持股与公司增长的非线性关系等，是现有文献未曾发现的重要规律，为相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补充。不仅如此，笔者按股权分置改革前后分组，实证结果对改革的有效性进行了评价:既肯定了我国股权分置改革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方面的建设性，又发现了此次改革未能改变公司治理低效状况的局限性。此外，通过对国有与非国有控股上市公司增长特征的比较研究，发现国有控股上市公司不善于把握投资机会与公司决策机制低效是影响国有公司增长有效性的关键因素，这些研究结论以及对中国上市公司70％负债率阀值的发现，都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重要建议，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