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奶业是一个目标多元化的特殊产业,它不仅承担着繁荣农村经济、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使命,更蕴含着改善国民饮食结构、增强国民体质的重大战略意义。但随着中国奶业的高速发展,质量安全问题日益成为其实现多元化目标的“绊脚石”。2008年“三聚氰胺”事件的发生使人们对奶业质量安全问题的关注重点从乳制品环节进一步延伸到了生鲜乳环节。奶农、奶站、乳品企业等构成生鲜乳供应链的市场主体成了人们反思奶业质量安全问题根源的重点对象。而“取消小规模散养”和“取缔个体私营奶站”等措施也成了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治理手段。事实表明,在当前以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为主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以经由生鲜乳中间商(奶站)销售为主的交易方式所共同形成的奶业发展模式下,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的确较低:不仅在营养成分的含量上处于较低水平,而且在影响人体健康的安全方面也存在重大隐患。但是,政府所采取的治理措施并没有得到理想的效果:家庭式小规模散养的生产组织方式仍然占主要地位,具有中间商特征的奶站依然大量存在。那么,中国奶业究竟该如何调整其发展模式才能既保障生鲜乳的安全又提高生鲜乳的品质呢？这是当前中国奶业面临的战略问题,也是奶业治理所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而要破解这一问题,从逻辑上必须要回答以下三个方面的关联性问题。首先,当前的奶业发展模式的确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吗？即以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为主的生产组织方式和以中间商奶站参与为主的市场交易类型是否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并且是如何影响的？其次,既然小规模散养方式和中间商奶站参与的交易方式在当前的奶业发展环境下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那么小规模奶农和中间商奶站的存在是否有其自身的经济合理性呢？再次,在乳品企业占据买方(寡头)垄断地位的市场条件下,政府该如何采取有针对性地治理措施,来改进生产组织方式和优化市场交易类型以保障生鲜乳的质量安全？ 本文的主要工作正是基于上述问题展开的,而对于具体问题的研究都是从经验事实的观察和已有理论研究的空白出发的。通过综述大量关于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国内外文献发现,(1)很少有研究以“整体的质量安全观”(即将质量细化为品质和安全两个方面)来研究质量安全问题,更多的文献仅单一地关注安全问题;(2)在质量安全问题产生原因的解释方面,目前从农产品生产组织形式、供应链交易方式、垄断的市场结构等较为抽象的角度来分析的研究总体偏少;(3)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治理的措施方面,目前学者们从政府角度的规制研究已经较为全面,但从生产、流通到加工环节的市场自我约束机制的相关研究还不多,而且对于政府如何有效针对品质和安全问题的治理逻辑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为此,本文以质量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为指导,以将质量安全细化为品质和安全两个方面的“全面质量安全观”为研究视角,以奶农、奶站、乳品企业、政府为主要研究对象,按照奶业产业链的基本结构,对奶业发展模式与生鲜乳质量安全进行了从理论到实证的深入分析。在大量抽样数据和案例资料的支持下,本文得到如下基本结论: 第一,奶业发展模式的确影响了生鲜乳质量安全水平,而且在“全面质量安全观”视角下,作为奶业发展模式的“横”、“纵”两个方面——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交易类型对生鲜乳品质和生鲜乳安全具有不同的影响侧重点。其中,在控制了其他条件的情况下,生产组织方式比市场交易类型更为显著地影响生鲜乳品质,而市场交易类型比生产组织方式更为显著地影响了生鲜乳安全。故从改造产业发展模式的角度去治理生鲜乳质量安全是具有一定的道理的,但是缺乏针对性地治理显然也是不可取的。 第二,在当前最主要的生鲜乳生产组织方式——家庭式小规模散养下,奶户提高质量安全而带来的成本变动将大于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变动,即生鲜乳质量安全是规模不经济的,故奶户没有足够的激励去改进生鲜乳质量安全;但是这种生产组织方式较其他园区化规模养殖方式更为符合散养奶户劳动密集型的资源禀赋特征,更能促进家庭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故其长期存在有着充分的经济合理性。 第三,在当前最主要的生鲜乳市场交易类型——中间商模式下,中间商奶站因社会化服务功能不能有效发挥、质量安全管理执行不力而对生鲜乳品质和安全均存在着负向影响;特别是在质量安全问责机制和市场自我监督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中间商奶站引发生鲜乳安全问题是一种必然趋势(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存在着规避的可能性);同时,尽管中间商奶站改变了生鲜乳供应链的利益分配格局,侵占了奶农的利益,但改进了生鲜乳供应链的整体经济绩效,故中间商奶站的普遍存在也有着充分的经济合理性。 第四,买方(寡头)垄断的生鲜乳市场结构与奶业发展模式的形态特征密切相关,即生鲜乳生产组织方式和市场交易类型将受到具有买方势力的乳品企业的生产经营行为的制约,因此乳品企业的奶源收集方式、奶款支付方式以及质量安全控制方式等具体策略对生鲜乳的质量安全具有显著的影响。 第五,政府管制作为市场失灵时的一种替代工具,对生鲜乳质量安全具有显著影响,但是不同经济学特征的管制措施对于生鲜乳品质与生鲜乳安全问题的治理具有不同的效果,即经济性管制对生鲜乳品质问题的治理更为有效,社会性管制对生鲜乳安全问题的治理更为有效;而不符合这一“基本准则”的管制措施都可能会产生明显的偏差。 上述结论的主要政策含义是:在全面看待质量安全的基础上,调整当前奶业发展模式是改进生鲜乳质量安全的首要选择。其中,改进生产组织方式的根本在于进一步完善要素市场,扭转小规模散养下生鲜乳质量安全规模不经济的现状,而不是简单地用园区化方式取代家庭式小规模散养;改进市场交易类型的关键在于完善生鲜乳流通过程中的质量安全监督与问责机制,而不是简单地取缔中间商奶站;同时还必须要重视具有买方势力的乳品企业在奶源收集方式、奶款支付方式以及质量安全控制方式等方面的行为选择与生鲜乳质量安全的关系,而不是简单的采取龙头企业支持策略。事实上,在生鲜乳质量安全问题的治理中,政府管制应与市场机制互相促进;在市场机制失灵的情况下,政府管制应以“全面的质量安全观”为指导,按照有针对性治理的“基本准则”采取相应的治理措施,方能有效地实现品质提高和安全保障的目的。 可见,要保障生鲜乳质量安全,需要生鲜乳供应链上各个主体以及外部的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中的相关主体共同的努力。因此,解决生鲜乳质量安全问题的途径显然不是唯一的。但纵观目前国内外经验,发展规范的奶农专业合作社或许是中国奶业发展模式转型的一个重要方向。但这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做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