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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财政行为—经济波动—产业结构的逻辑，考察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财政行为特征对于产业结构的影响。经济波动影响产业结构的机制在于，不同特征的产业部门对于外部经济和政策环境的依赖程度不同，从而经济波动对于产业成长的影响存在结构性差异。财政行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经由对经济波动的干预，对产业结构的变迁施加影响。对于转轨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政府财政行为在平抑经济波动从而弥补市场失灵的同时，由于缺乏良好的制度约束，隐含着政府失灵的风险，这使得财政行为对产业结构的影响呈现出复杂性，制度约束状况制约着财政行为的作用。 综合使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各省份的区域、产业和企业数据，对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与产业结构之间的联系进行了实证。首先，将地方政府面对经济波动所做出的财政行为调整，分解为财政行为的周期性和波动性两方而，从地方政府财政行为的特征出发，重新审视了中国市场化改革中的双重经济波动现象。在现有的体制约束下，当地方政府试图采取相应的财政行为以应对经济波动时，反周期性的财政行为在抑制市场性波动的同时，与之并存的财政行为波动性形成了体制性波动的重要来源。其次，基于不同产业部门在两个方面的技术特征，考察了上述财政行为周期性和波动性通过作用于经济波动，对产业成长进而产业结构的双重影响。第一，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更频繁的市场性波动，使得依赖外部金融体系进行融资的产业部门，受到更多的经营困扰，因此，抚平经济波动对于这类产业部门的成长尤为重要。实证分析表明，当地方政府能够采取更强的反周期性财政行为时，会对那些依赖外部融资的产业的成长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产业的外部融资依赖程度越高，这种促进作用越大。这表明，就财政行为的周期性特征而言，地方政府能够通过平抑市场性波动对于产业结构的失衡发挥积极的缓解作用。第二，产业的制度环境依赖程度。更频繁的体制性波动，通过影响经济主体的预期，使得那些技术复杂程度较高，从而对外部制度环境具有较高依赖度的产业部门的成长受到抑制，因此，财政行为的波动性会通过引发体制性波动而抑制这些产业的成长，从而使其相对份额下降。实证分析表明，地方政府更强的财政行为波动性，对于那些技术复杂程度较高从而对制度环境具有较高依赖的产业的成长具有负面作用，产业的技术复杂程度越高，财政行为波动性对其相对份额下降的影响越大。这表明，就财政行为的波动性特征而言，地方政府通过强化体制性波动抑制了产业结构的升级。最后，考察了体制约束对于上述地方政府财政行为作用的重要影响，在宏观上，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显著强化了反周期性财政行为对平抑产业结构失衡的积极意义，并缓解了财政行为波动性对产业结构升级的负面影响;在微观上，财政资源配置中的低效率因素显著制约着宏观财政行为的绩效。 分析在肯定中国地方政府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积极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其行为中所包含的消极因素，并认为，打破市场失灵—政府干预—政府失灵这一链条的关键在于，在合理划分市场和政府行为边界的基础上，加强制度环境的建设，在宏观上推进市场化的进程，同时在微观上深化财政体制改革，而基于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式分权模式也必须进行适应性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