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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社会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由于个人行为与社会结构是一个互动的统一体，所以当社会发生变化时，个人行为也必然作出相应的调整。社会行动者行为的变化虽然会在各个方面表现出来，但他们交往方式的变化却是最为直观的。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本文试图从人际关系结构变化的视角来把握当今中国社会变迁的图景。
众所周知，在中国传统社会人际关系结构中，情感因素在人际交往中占据了主要地位，“情”是人际互动和人际关系维持的纽带。这种因情而生的人际关系结构是有亲疏远近的，费孝通先生把它概括为“差序格局”。当社会从传统向现代变迁时，人际交往中的理性因素将逐渐增加，追逐各自所需的利益正成为人际交往的主要动因，我把这种因追求各自利益而结成的理性型人际关系结构概括为“紧缩圈层结构”，意指人际互动主要是指向社会潜在的各种资源中心的。这种新型的人际关系结构对于社会结构和社会行动者来说，既可能产生正功能，也可能产生负功能，我们必须对此有着清醒的认识。
“紧缩圈层”人际关系结构引起的一个最为明显的变化就是社会资本越来越表现出非均衡的分布状态。根据皮埃尔·布迪厄的观点，社会行动者总是在一定的场域中行动的，而一定的场域中总存在着一定的资本储量，行动者就是借助这些资本来实现他们的目的的。在紧缩圈层人际关系结构中，社会资本大量地存储于人际关系结构的核心和上层，结构的边缘和底层却资源稀少。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会资本分布的这种对应关系使得社会行动者之间的差异越来越明显，他们在社会资本的获取，行动的自由等方面日益处于不平等的位置，这是社会学家必须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会分层或社会不平等之间同样存在着高度相关性。以往研究一个重大失误在于研究者通常是就社会分层而论社会分层，而忽视了社会分层本身就是人们在“关系”中的一种分布。布迪厄的“关系主义”方法论告诉我们，任何个人都是镶嵌在一定的关系之中的，所谓社会分层或社会不平等，本质上是行动者在关系中的位置的不平等。在紧缩圈层人际关系结构中，身处关系核心和上层的行动者不仅其现实状况是优越的，而且社会资源拥有上先天的优越性也为他们进一步向上层或核心移动提供了便捷的条件；而身处关系边缘或底层的行动者则由于社会资源拥有上的先天不足，不仅现实处境不佳，而且要实现进一步的上向流动也异常困难，其结果是社会分层或社会不平等将进一步加大。
与此有关的另一问题是，人际关系结构与社会流动之间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在“关系主义”方法论看来，行动者的社会流动本质上是在关系结构中凭借一定资本的流动。而紧缩圈层人际关系结构的一个最大特征是社会资本分布的非均衡性，这使得行动者的社会流动也表现出不平等性。那些已处于关系结构核心和上层，本不迫切需要流动的行动者却拥有了较好或很好的流动条件，轻而易举地就能实现上向流动，而那些处于关系结构边缘或下层迫切需要流动的行动者，却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实现流动的目的。
所以，由社会变迁而引起的人际关系结构的变化，虽然将使行动者越来越趋于理性化而有益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正功能，但如果在人际交往中过于强调理性和利益的追求则有可能导致人际关系一定程度的异化，从而给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带来一些负面影响。其结果是使社会发展步入这样一种悖论之中：追求理性，却带来非理性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