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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在中国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社会急剧变迁，观念深刻转变以及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如何从内政与外交、国际与国内、观念与现实等多对关系的视角解释这种变化，将中国的和平发展置于全球化处境当中去认知，是当前中国外交研究的努力方向和重要课题。 人权兼具制度与观念因素。从制度因素而言，人权体现了规定国家的行为角色、限制行为和塑造预期的诸多规则与规范;从观念因素而言，人权不同程度的涉及了观念的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的三种表现形态。通过和国际人权制度的参与和互动，中国的人权观念发生了重要变化。而这种观念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又重新建构了中国在参与国际人权制度方面的国家身份和利益，直接影响着中国人权内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本论文从理论分析、历史回顾、文本分析和案例研究等四个方面对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问题进行了研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导论部分，认为对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研究应当置于全球化和中国和平发展的背景下来分析，从中国是世界一部分的视角来切入;提出了论文研究拟回答的问题，也就是在国际人权制度内总体对中国不利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参与其中，以及中国与国际人权制度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界定了论文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即国际制度、人权和观念;概括了论文研究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并梳理了国内外学术界关于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研究状况，提出了分析框架与结构安排，研究方法、难点和创新之处。 第二章从理论的角度分析了国际制度与国家行为体的关系。比较了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三大理论流派对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研究的理论分析。考虑到人权本质上属于观念和道德的非物质范畴，本章重点总结了建构主义学者亚历山大·温特和玛莎·芬尼莫尔在国际制度影响国家行为研究方面的理论成果。最后通过推理得出结论，人权是一个可以自我实现的预言。 第三章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了1979年以来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进程，以及此前中国的有限参与情况。本章将1979年至2009年三十年间划分为积极参与（1979-1989年）、冲突斗争（1990-2001年）和交流合作（2002年至今）三个历史阶段。分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国内外环境对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行为的影响，描述了中国在人权问题上从回避超脱到积极参与，不断调整和适应的转变过程，国际人权制度主动“传授”与中国自身渴望“学习”使得两者互动密切。认为人权观念的变化是三十年国际人权制度参与所带来的最深刻和最根本的变化。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和国际人权制度参与催生了中国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利益需求。通过参加国际人权公约，使人民群众享受到国际公约规定的各种人权保护，推进国内人权保障进程的发展，这是中国参与国际人权制度的根本原因所在，从而回答了为什么在国际人权制度内总体不利的情况下，中国为什么还要参与其中的理论命题。 第四章从文本的角度考察了中国人权观念的变化。首先对比分析了历届党代会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涉及人权问题的论述，并从国内外环境等方面进行了解读，报告的内容带有鲜明的历史与时代印记。人权问题逐步从外交和外宣问题转变为国内民主政治建设的重要内容体现了历史的进步，是中国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逻辑。其次对比分析了《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和《江泽民文选》（三卷本）中涉及人权问题的论述，总结了邓小平和江泽民的人权观。最后分析了《人民日报》三十年来涉及人权内容的报道。 第五章从案例的角度研究了国际宗教人权制度对中国宗教人权保护的影响。首先回顾了国际宗教人权规范的发展进程，概述了主要国际宗教人权文书的内容。其次回顾了1979年以来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历史演变。最后分析了国际宗教人权文书对中国宗教政策和立法的影响，特别分析了《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在宗教方面的规定（第18条）对中国宗教信仰自由权利保护的影响，认为三十年来中国宗教政策的演进与发展是中国政府不断更新有关宗教的认识与观念、促进和保护宗教人权的历史进程。 第六章是结论部分，概述了本项研究的基本内容，并提出了需待进一步讨论和研究的四个问题，即开展中国外交领域的国家社会化研究，积极参与国际社会的观念建构，制定中国人权未来发展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以及研究成立专门的国家人权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