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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而治之”是当今世界大部分国家政府的共同选择和共性特征，尤其是观察和研究中国模式或是转型国家的经济绩效比较时，其更成为解释“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的重要原因和主要经验。许多文献研究认为分权是众多转型国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政府治理模式的共性事实，分权化改革的浪潮自二战之后也一直呈现不断加强之势。“分”指分权，其涵义指中央政府把各种政治或经济等权力下放给地方政府，其中包含着中央政府给予地方政府的各种激励条件;“治之”的主体是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相比，他们更能接近居民需求，更能提供符合且满足需要的各种公共产品或服务。尽管早期的研究大多说明了分权与其他经济要素之间的正向相关关系，但随着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大量经验事实的出现，有时候“分而治之”并不一定会带来有效率的地方政府行为，诸如会出现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要素或资源错配等一系列由其衍生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若不予关注、持续强化势必会影响到整体经济与社会的发展、稳定，因此需要对“分而治之”做进一步的分析和研究。 转型国家的经济增长是在一个分权体系下发生的，地方政府某种程度上对经济绩效水平和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对于“分而治之”下的地方政府之激励条件和功能定位的重新认识，不仅对于之后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意义深远，同时也有益于更清晰的认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路径。地方政府是众多项改革与措施的实践者和推动者，那种寻求一切可能的来源进行投资、采取各种手段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在世界范围内都是不多见的。那么转型时期的中国分权改革为何有别于其他转型国家呢，这种分权下的激励条件对地方政府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让其不遗余力的推动经济增长呢，转型时期的地方政府又能否为本辖区居民提供有效率的公共产品昵。这些问题可以称为“分而治之”这一现象和方式背后的“黑箱”，本文试图打开这个“黑箱”，即研究转型时期的分权安排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怎样的激励条件以及在这些激励条件下地方政府的行为取向。基于这个问题本文将首先概述相关理论研究作为全文的分析基础，之后简要总结中国转型时期的分权改革进程和特征，并通过对两个转型大国特征性事实的比较来说明分权下的政治激励对地方政府行为的影响。之后本文将利用理论模型和实证数据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研究分权下地方政府行为取向的原因及其结果，指出分权下的财政激励的有效性需要仔细考量。最后根据全文的分析，提出一些可行性的政策或措施，如完善政绩考核体系，进一步推进分税制改革，增强呼吁和退出机制的作用等。 本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讨论的范畴并不是财政体制和公共部门自身改革，而是从分权的激励条件有效性考察和研究转型时期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问题。本文认为分权下的地方政府行为偏向的根源在于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的地方政府并没有足够的动力去满足本辖区居民需求。具体表现在一方面地方政府为了追求财政收入倚重各种土地收入;另一方面地方政府更愿意提供具有短期经济增长效应的公共产品，而忽视具有福利效应的公共产品供给。同时本文在实证分析上利用地级面板数据选择合适的实证分析方法来验证比较分析和理论模型分析中得出的结论，这一分析也为研究地区的差距性等问题提供一个潜在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