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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的北路贸易，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自己的独特意义。北路的常关不同于南方的海关，在理论上属于内贸。自古以来，内地与蒙古地区之间的来往交流频繁，双方的贸易历史源远流长。例如明代的铁锅贸易互市就有着其独特的特征，这是其它地区所没有过的贸易现象。蒙古地区的民众对中原商品的内在需求，是山西商人们前往经商的主要动力。并且，当俄国与欧洲对中国的商品也产生了巨大需求时，北路贸易市场的需求就迅速膨胀起来，形成巨大的市场需求。而紧邻蒙古又位于京畿重要地位的山西商人，以其自身独有的品质，成为对蒙对俄贸易的商人主力军。论文主要研究北路贸易市场是如何形成、构建、管理和发展的。并从构建市场的要素来论述这个问题，志在勾勒出北路贸易的市场形成和发展的路径。并重点讨论了旅蒙晋商和以恰克图为中心的清代中俄贸易，以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北路市场圈的构建及其特点，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内在特征，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而山西商人又是如何在众多的商人中脱颖而出并成为旅蒙和中俄贸易的商人主体？山西与内蒙交界，属直隶管辖，位于京畿。历史上，山西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是民族融合之地。在民风上既受北方少数民族的豪爽之风熏染，又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并且在明代，由于开中法的实施，山西商人们就已经熟悉了贩运货物的贸易方式。而在经商的过程之中，晋商的“诚信”招牌，是公认的。在与蒙古地区人民进行贸易时，晋商采取了很多适应当地人民生活习惯的贸易方式。人性化的措施也是成功的一大要素。另外，晋商群体与满蒙地方势力之间，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产生相互依存关系。文中将具体论述。在经营中，晋商还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经营制度。以大盛魁商号为代表的晋商，在蒙古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 近世中国在尚未被动纳入到国际市场前，对外贸易除主流的朝贡式贸易外，北路对俄贸易体现出有限的自由贸易形态，它反映了明清中国自发且无意识地与国际市场接轨的趋势。通过前一时期对北路贸易资料的搜集和整理，结合相关史料，在历史学史料发掘与研究的基础上，运用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布坎南的寻租理论以及新制度经济学分析模式，对清代北路贸易的基本情况、贸易辐射范围、贸易的规模等问题进行分析。对晋商从明代旅蒙商开始发迹，一直到恰克图市场开拓，晋商又不远千里去武夷山、湖南、湖北等地贩茶于北路消费区做了整体的梳理，可以说，厘清清代山西商人对北路贸易的开拓过程，及北路贸易商业圈的发展和衰落的过程是论文的最终目的。 蒙古的饮食结构与欧洲的茶叶需求的增加，使得北路贸易有着巨大的市场潜力，首先使这种贸易有了可能性和贸易能够继续的长期延续性。在旅蒙贸易中，晋商和蒙古地区满蒙贵族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在与蒙古地区民众的接触过程中，晋商开始对俄国也有所了解，并有了进一步开发市场的欲望。同时，蒙古地区作为中国内地与俄国之间的踏板，在中俄贸易的过程中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自《恰克图条约》签订，中俄贸易开始发轫。一个市场的孕育需要几个要素，即:贸易者、商品、一般等价物、交易场所、交易制度、市场管理者。因为有供需，所以使得贸易者有贸易动机。而在交易中，白银和茶叶等，则充当一般等价物。交易场所，一开始就是限定在几个关口，自《恰克图条约》签订后，恰克图、北京、库伦、归化成为中俄之间的贸易场所，而恰克图一地则是北路贸易最重要的交易场所。而交易的制度，除了商人们在交易中自发形成的一些交易习惯外，还有政府规定的交易制度。例如，在旅蒙贸易中，清政府就对内地商民前往关外交易作出了规定，并且对蒙古王公及其管辖之众前往内地交易也作出了规定，以及各常关的税收等，对市场是有一定程度控制的。而俄方在恰克图也制定了一些交易的制度。两国都在恰克图一地设立了专门的官员来管理。 在史料发掘上，我们搜集到清代中俄贸易的大量一手史料，较为详细地记录了当时市场的情况;在定量分析上，鉴于前人对北路贸易的关注及研究上的缺失，根据这些材料，结合史料文献进行定量分析;在研究方法上，除运用统计学定量分析外，综合运用国际贸易、新制度经济学、寻租理论等相关理论，分析了清代北路贸易的地理、区域市场圈和恰克图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克鲁格认为寻租是为了取得许可证和配额以获得额外收益而进行的疏通活动。在研究晋商如何管理商号时，就特别运用了寻租理论来分析晋商在蒙古与当地满蒙贵族势力的利益关系，分析了晋商进行寻租的成本费用及寻租后产生的效用。并且在详细考察了蒙古区域中东部区、中部区和西部区的商号分布，货物的集散度等，还原了清代旅蒙晋商在蒙古地区建立的地区商业圈。 我们在研究中，除了重点考察旅蒙贸易外，还重点考察了恰克图贸易。中俄两国的贸易受两国政治关系的影响很大。而贸易中的大项就是茶叶，由此考察了晋商贩茶的路线和经营绩效。尽管万里茶路问题一直为国际和国内的学者所关注，但主要是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的研究成果较少。本文则试图将晋商在武夷山、湖南、湖北的贩茶作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来分析，而不是割裂的部分。而在恰克图贸易的分析中，则运用了销售额指数和贸易条件两个指标来分析恰克图市场的贸易结构、贸易量和贸易额的变化，并创新性地将茶叶与毛皮的销售额变化趋势做了对比分析。提出了茶叶贸易在兴盛时，国内国外种种事件的发生就为其日后的衰落埋下了伏笔，逐渐分析当时发生的原因来证明这一观点，并结合发展经济学、现代化理论，进而得出自己的结论。 本文进行了一个大胆的预测并进行了证明，即:恰克图茶叶贸易在贸易的兴盛时期就已经孕育了衰落的因子，显现出来一部分征兆。在分析中的另一大创新点，则是运用比较分析的方法，将茶叶和毛皮的销售额指数作了对比分析。茶叶是恰克图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并且因茶叶贸易的兴盛而带动了很多其他商品的贸易。增加了市场的内涵，并扩大了受恰克图贸易影响的辐射区域。由此，茶叶贸易也是北路贸易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晋商开辟了从武夷山到恰克图的南北通衢，并对两湖的茶叶生产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营过程中，晋商还不拘泥于蒙古地区的旅蒙贸易和对俄的恰克图贸易，当俄罗斯官方允许中国商民进入俄国贸易时，晋商也开始走出亚洲，开辟了从张家口到俄罗斯的贸易路径。 应该说，清代北路市场的形成是多方面因素造成的。有两国政府的努力，虽然俄国出于经济利益较多，而清政府出于政治考虑较多，但最终促成了市场的正式建立。山西商人作为商人的主流，也充分运用了自己的智慧，调动了一切能力，把可能都变成了现实。旅蒙贸易作为中俄贸易的铺垫，成为晋商走向对俄贸易的踏板，同时在中俄贸易正式开始后，晋商旅蒙贸易也是与晋商对俄贸易融合在一起的，二者互为补充。而晋商对俄贸易则是晋商旅蒙贸易的延伸与拓展。 从北路贸易的状况来看，中国在清代虽然是集权社会，但并不是完全闭关锁国的，有一定程度地开放。在鸦片战争之后，一直到清末，整个中国的格局开始发生变化，而西方国家，尤其是英法德俄等国开始争夺中国市场。当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中国的门户被一点点打开。沿海、沿江的各个口岸开始通商，茶叶市场从陆路为主，转为海上贸易为主。而锡兰茶、印度茶、日本茶等，都开始抢占世界市场。俄国亦与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很多利益。进入中国内地的通商口岸贸易，减免税收，可以直接在中国贩茶等，获得了晋商所没有的特权。而清政府更在19世纪60年代对内地商人征收厘金，增加了经营成本。海运的发展、电报的普及、亚欧铁路的修建，进一步打击了已经举步维艰的晋商群体，北路贸易由此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