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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以降,中国社会处于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时期,为西方各种思想在中国传播提供了丰厚土壤,合作思想即值此背景传入中国。二十年代前后,一些知识分子纷纷翻译介绍合作思想,并进行了初步实践。四川近代意义上的合作思想可追溯至清末,即光绪年间杜用选提倡蚕业组合以改善蚕民生活,相继四川各学堂开设课程讲授产业组合,并产生了四川最早的合作讲义——“茶叶组合”讲义。成都普益书报室、农工合作储蓄社值此背景成立,后因政府压制与经营不善而失败。
三十年代初期,民间舆论分析二十年代合作运动失败因为,均不约而同地认为是政府未有合作立法保护所致。鉴于民间合作立法的舆论诉求与合作实践扶危济困的社会功效,南京国民政府于1934年颁布施行了《合作社法》,合作社因此获得了合“法”性地位。为“围剿”革命根据地与复兴农村经济,国民政府遂将工作重心放在推进农村信用合作社发展方面,四川消费合作社发展水平因此较低。然而,民间舆论及国民党人士通过三民主义与合作运动的关系梳理,最终确立了三民主义合作政策,为四川消费合作社的推进提供了政策依据。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四川省作为抗战大后方的中心地位确立。虽然全国经济环境颇为严峻,四川却在推动消费合作社发展方面存在着诸多有利因素:首先,以李敬穆、伍玉璋为代表的合作专家出版刊物介绍消费合作理论与全国合作事业发展概况,为四川合作运动的推进提供了理论依据,筹组消费合作社的实践又提供了经验性基础；其次,军阀混战的防区制时代结束,川政渐趋统一为消费合作社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政治环境；最后,高校内迁、政府机构、工矿企业的内迁与沿海游资汇集于成都市、重庆市等有利条件为四川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奠定了人才基础与资金基础。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制定的统制经济政策、物价政策、免税政策与推行的节约运动协助了消费合作社平抑物价、调剂物资经济功效的发挥。大体而言,抗战前后的四川消费合作社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初步发展时期(1931—1939)、快速发展时期(1940-1945)与日渐衰落时期(1946-1949)三个阶段。
抗日战争时期,人口相继内迁引起四川省人口压力与消费压力骤增。国民政府鉴于消费合作社平抑物价、调节物资等方面功效,开始“自上而下”大力推进消费合作社发展,先后制定了《四川省各县市公务员学校教师消费合作社推行办法》、《消费合作社推进办法》、《陪都及迁建区消费合作督导办法》等具体办法,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备的法规体系。同时,中央地方合作行政体制的完善,组建与登记程序的监管,人才训练班的创办以及合作金融机关的贷款促进了四川消费合作社的发展。由于国民政府优先推进城镇公教消费合作社发展,四川消费合作运动因此呈现出明显的行业差异性与地域不平衡性的发展特征,即主要集中在以成都、重庆等市及其附属乡镇区域；部门行业以机关消费合作社发展最好,普通居民消费合作社因缺乏资金支持、管理不善而明显滞后。
在组织结构方面,消费合作社由社员大会或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社务会议构成。社员大会是消费合作社的最高权力机关,负责基本方针的拟定、重要事务的决策；理事会是社业务执行机关,综理社内具体事务；监事会负责监督社业务运营,三者相互依存。消费合作社确立了社内民主运营原则,建立了内部协商制度、选举制度、调控制度等权力制约机制。为方便物资分配与降低运营成本,消费合作联合社逐渐打破行政区域限制而成立,与合作金融体制等逐渐形成了比较完善的消费合作组织网络。
在业务经营方面,消费合作社在政府相关法规下运营,资金主要来源于社股、主管机关提倡股与合作金融的贷款,社股是消费合作社运营基础资金,提倡股是城镇公教系统主管机关免费筹拨,促进公教系统消费合作社迅速发展的同时,也是导致公教消费合作社过度依赖政府、独立性被削弱的直接因为。资金贫乏的乡镇消费合作社主要依靠合作金融贷款以维持基本运营,由于贷款额度少以及诸多限制而难以为继。消费合作社运营在遵行现金交易、售价高于成本、低于市价、禁止对非社员交易等原则的同时,实际上还恪守“由小而大”、避免竞争、诚实守信、国货优先等经营原则。由于加强货物购运与物资分配监管,重视广告宣传,培训社职员,开展合作竞赛,发展公用、专营及兼营业务等,一些消费合作社成效明显。就乡镇消费合作社而言,以重庆市沙坪坝消费合作社经营效益最好,这是它重视增进社职员感情、加强财务收支管理、注重业务训练等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大多数消费合作社经营普遍存在资金短缺、经营不善等诸多问题。
总之,抗战前后四川消费合作社的运营减轻了民众生活负担,发挥了平抑物价的功效,特别在配合战时统制经济政策实施、稳定四川社会秩序等方面成效明显,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由于社会整体经济政治环境恶化、金融机关支持乏力、管理人才缺乏以及社职员合作意识淡薄等因素的影响,全面内战爆发后的四川消费合作社日渐式微。随着国民党军事上败退台湾,四川消费合作运动逐渐走向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