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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纳德·马拉默德(1914-1986)是美国著名犹太小说家，被评论界公认为“犹太味最浓”的作家。他获得过许多重要奖项。他的第二部小说《店员》，于1959年获“国家图书奖”。《店员》显示了马拉默德对犹太传统和普通人的困境的关注，并阐释了通过受难来获得救赎的主题。尽管目前国内有很多关于《店员》的研究，但更多局限在文体和语言特点方面，而文化背景方面却少有探讨。本文试图从《圣经》、犹太父权思想和文化碰撞等三个方面来分析文化对《店员》中的“父与子”母题构建的影响，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犹太文学发展的现状、马拉默德的文学成就，并从文化分析的视角，解释为什么从《圣经》、犹太父权思想和文化碰撞三个方面来阐述文化对马拉默德《店员》中的“父子”关系构建的影响。 第二章主要论述了《圣经》中的受难父亲形象对构建“父子”关系的影响。《圣经·旧约》中记叙了一位“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的圣人约伯。上帝为了考验约伯对自己的忠诚先后让他丧失了牲畜，土地，孩子，让他饱受疾病的折磨，直至家破人亡。而《店员》中的莫里斯·鲍伯为了摆脱俄国沙皇的迫害，来到美国。他守着一个小杂货店，过着贫穷的生活，受合伙人欺骗，身患重病，遭到歹徒抢劫，遭受火灾，煤气中毒，最终积劳成疾，不治而亡。莫里斯和约伯所经历的苦难虽不等同，但是他们的心理历程却是一样的。他们都在承受命运劫难的同时仍坚持自己的信仰。 约伯在灾难之后受到了上帝的加倍补偿，而莫里斯的生命也以另外一种形式得以延续。弗兰克·阿尔品接受了他的价值观念，皈依了犹太教。弗兰克成为他夭折儿子的替身-成了他的精神之子。这使莫里斯虽然在物质世界里失败了，但在精神上却胜利了。 第三章主要论述了犹太文化中的父权思想对“父子”关系构建的影响。本部分由厌女情结，父先母后，犹太教堂和犹太父亲责任等四个方面构成。《圣经》是犹太民族的圣典。上帝被称作“父亲”或“国王”而不是“母亲”或“女王”。这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等级观念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犹太文化传统中男性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而且拥有与神联系的权利;而女性是父权社会的服从者，一般不接受犹太文化的熏陶，她们只在特殊的节日或亲人病重的情况下才可进入犹太教堂。所以在《店员》里，马拉默德选择莫里斯为犹太人的代表，犹太精神的象征。犹太教堂完全是由男性组成的宗教单位，在历史上它对增强民族凝聚力，维系犹太民族的生存发展发挥了极大的作用。但随着犹太教宗教意义的削弱，犹太教堂的作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 传统犹太父亲最重要的责任是让他的儿子受割礼和教他《托拉》。在《店员》中，莫里斯和弗兰克的“父子”关系构建过程就是弗兰克逐渐接受犹太精神精髓——《托拉》的过程，是弗兰克从一个抢劫犯到成为获得新生的犹太人的过程。弗兰克原来认为“犹太人天生愿意受苦”，“谁也没有义务照顾我”，但随着情节的发展，弗兰克理解了莫里斯的受难思想，接受了人和人之间应该相互负责的价值观念。在小说结尾，弗兰克不但接管了莫里斯的杂货店，承担起了莫里斯的家庭重担，而且行了割礼，把自己看成一个犹太新生儿，去实践莫里斯的价值观。将来他也会和莫里斯一样把两千年来生生不息的犹太精神传递下去。 笫四章主要论述的是主流文化（美国文化）和亚文化（犹太文化）的碰撞对“父子”关系构建的影响。在对美国梦的追求中，美国人展现了其文化特质——对个人主义的极端崇拜。一方面，美国人崇尚竞争、变化、创新，人人都想成功;另一方面，美国文化的物质主义和实用主义却和“重博爱，重个性克制”的犹太文化成了极大反差。如此迥异的文化对莫里斯这一代和下一代犹太移民的命运选择和文化归属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莫里斯希望实现自己的美国梦，但他还是选择了忍耐和牺牲，选择了犹太精神。而另外一些犹太人如:卡帕父子，却丧失了犹太信念，在美国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迷失了方向。 移民共同具有的无根漂泊感，使莫里斯和弗兰克走到了一起。他们在彼此身上都找到了他们一直在寻觅的东西:莫里斯一直想在事业上有所发展的愿望始终没能实现，而弗拉克却做到了这一点;早年失去儿子的痛苦使莫里斯感觉生活始终有所缺憾，而弗兰克的出现给予他再次成为父亲的可能。弗兰克是一个在孤儿院长大，来自于意大利的孤儿。长期的漂泊生活使他需要一个父亲帮助他认清自己的身份。他们能感觉到彼此的痛苦，在同一屋檐下的短暂生活使弗兰克理解、接受了犹太思想。在莫里斯去世后，弗兰克皈依犹太教，成为了一个犹太人。 第五章是结论。《店员》的成功在于马拉默德对犹太文化和美国文化的深刻理解。《圣经》、犹太父权思想、美国主流文化和犹太亚文化的碰撞是这部小说的三大创作源泉。而马拉默德所选择的“父子”关系母题正是建构在这些文化背景之上，从而更好地表达了“受难—救赎”主题，使《店员》不只是一部犹太小说，更是一部展示普遍化的犹太人内涵的小说，展示了马拉默德“人人都是犹太人”的创作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