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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实小说在我国当代小说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我国当代写实小说从一开始就具有很自觉的服务意识甚至是工具意识，这使得小说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可以说，小说在强化社会功能的同时，它的审美功能受到了某种程度的漠视和遮蔽。 新时期以来的写实小说重新调整了小说的社会功能和审美功能之间的关系，这在创作实践中具体表现为当代写实小说理性特征的弱化和感性特征的强化。从伤痕小说到反思小说到改革小说、寻根小说，再到新写实小说，以至于再到“现实主义回潮”中的小说、新生代小说，在这些小说思潮中包含着一条内在的精神线索，充分印证了当代写实小说的这一流变特征。当代写实小说在由重理性到重感性这一根本姿态的转变中，新写实小说具有关键性的意义。以池莉为个案，把她与当代写实小说的流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池莉作品所具有的平民性、世俗性和亲和力使她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根本态度，而这同当代写实小说的流变产生了某种内在的契合性。 同池莉在“撕裂”之后获得了一种成熟的个性一样，当代写实小说在内在文学精神上也经历了一个缓慢的“撕裂”过程，并在这样的过程中逐渐接近着自己的成熟品格。我把它简单地概括为在深层写作精神上“从认识到感受”的倾斜。“十七年”小说在阶级理性的指导下把丰富、感性的生活和人物越来越简化成符号，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从“伤痕”到“反思”到“改革”到“寻根”，从根本上讲，也不过是小说创作精神从政治理性到道德理性再到文化理性。直到“新写实”小说出现，它一改以往的写实小说讲究对现实生活状态具有穿透力的写作姿态，而直接提供给我们生活本身暧昧的状态。写实小说不再用小说来“说明”生活，而是尽力展示生活的“说不明”的状态。这种深层文学精神的转变所带来的最直接的标志就是小说中感性因素的本体合法化。 文学创作中的理性和感性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关涉着最根本的文学观念的问题。如果认为文学的本质是一种反映、一种认识，理性精神和思想性就要居于首要位置；如果认为文学的本质在于审美而不在于认识，感性精神和感受性就必然要被突出出来。在当代写实小说的发展中，由认识向感受的倾斜、由理性向感性的倾斜应被看作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不仅是小说自身的要求，也是历史的选择。当然，文学中的理性和感性绝不能截然分开，它们在文学中的作用同样重要。我们要摒弃的是外在强加的简单化的理性，而非一味地排斥理性、拒绝理性；我们的文学所要寻找的恰恰是在日常的感性生活中蕴藏的理性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虽然只是一个起点，新写实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当代写实小说深层文学精神从“认识”向“感受”倾斜的转变。在这种转变的逐渐发展、成熟中，从新写实开始的写实小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与现代性的融会贯通。值得注意的是，新写实小说所具有的现代性使它既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写实小说，又区别于那类以形式探索为主的小说。西方现代主义从根本上松动了当代写实小说那种传统的真实观。以往二元对立的理性模式提供给文学一种绝对的自信，小说相信自己拥有判断真伪的权力和能力。对传统真实观的不信任是新写实与马原、洪锋们的相同出发点，但前者的策略是选择了对不真实世界的无限接近来获取真实感。 在当代写实小说从认识向感受倾斜的深层文学精神转变的过程中，池莉以她全方位、多层次地向生活本真面目靠近的努力赢得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同方方的更多在“思索”相比，池莉更多则在“感受”；这使池莉在丧失了一部分飘逸的灵动之气的同时，又把生活表现得富有弹性和张力。池莉往往从中国传统的文化意识、文化心理出发去建立自己的文本，这缘于她向生活本真面目靠近的个性方式，缘于她对中国现阶段普通人的生存状态的切实体验。因为有了这样的切实体验，她才具备了一种极具渗透力的俗世关怀，获得了不同于陈染、林白以“私人化写作”为标识的女性意识。池莉把这些用一种她称为“仿真想象”的表达方式展示出来，由此获得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