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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1936年至1942年延安的文化与文学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剖析与考察。 1936年至1942年间延安新文化运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文艺论争活跃，文艺创作繁荣，而这一切都与张闻天的文艺思想和他对于延安文艺运动的正确指导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但是，从整个延安文艺的发展进程来看，延安文艺的指导思想存在着一个过渡问题，文章从多种角度探讨了延安文艺指导思想过渡的原因。 全文共分四章。第一章，综述1936年至1942年间延安文艺所处的战时的思想文化氛围，这是一种错综复杂、良莠互现的局面。作者认为，当时延安的文化是一种政治型与实用型的文化，这种文化深受苏联的政治与文化的影响，在延安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苏联模式，周扬、萧三等就深受这种文化模式的影响，并且，延安文艺界学习高尔基、学习鲁迅也难以摆脱这种文化模式的阴影，而对于民族形式与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实质上就是出于建立意识形态和掌握文艺界的领导权的需要。以上是延安文艺藉以发展的土壤。 第二章，作者认为，本时期延安文艺之所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与张闻天为代表的党的正确的文艺指导思想密切相关。作者从具体的史料出发论述了为什么《讲话》前延安文艺的指导思想是张闻天的文艺思想，并对于张闻天文艺思想的严密、科学的体系进行了详细阐述，认为这种文艺思想是科学的、民主的、自由的、开放的。第三章，作者采用个案分析的方法，主要剖析了延安文艺界的重要作家与有代表性的文艺观点。具体论述了女作家丁玲的文学创作及其创作心态与创作倾向的重大转变;以周扬、周立波为代表，分析了鲁艺实行“关门提高”方针的内在必然性;并以戏剧界的“演大戏”和美术界的“讽刺画展”，说明注重自由批评与自由创作已经成为延安文艺发展的主导倾向。作者认为，表现于延安文艺界的这些主导倾向是正常的、健康的，这也是在张闻天文艺思想指导下延安文艺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四章，作者深入探讨了促成延安文艺发展方向发生重大转变的各种外部因素。在结语部分总结了三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一、必须真正坚持“五四”文学的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二、必须坚持文艺的“二为”方针和“双百”方针，根弃文艺单纯地为政治服务的“左”的观念;三、文人必须具有独立人格、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敢于追求真理、敢于坚持真理，才能创作出艺术精品与艺术珍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