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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对比公募增发，着重研究了日益成为国内外上市公司主要股权融资方式的私募融资定向增发方式，包括事件研究私募预案市场反应，超额收益解释因素，融资方式选择，折价率，各个利益相关方的财富效应等。
本文主体部分的第二章实证研究了私募股权融资预案的超额收益，分析了超额收益的影响因素。在研究过程中，本文选取了A股市场自2006年5月颁布实施的《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来到2007年12月底的398个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预案和77个公开增发预案为样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公开增发，定向增发样本预案事件日前后存在明显正的超额收益。在各种类型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的超额收益中，重大资产重组型定向增发超额收益最大，其次是大股东资产注入型定向增发，然后是向战略投资者的定向增发，最后是向机构投资者的财务型定向增发。A股市场定向增发超额收益影响因素实证结果支持信息不对称假说在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事件日超额收益的解释作用，超额收益影响因素实证结果不支持信号假说和监督假说。
本文主体部分的第三章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选择的条件和因素，并实证检验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选择的影响因素。理论分析主要是基于A股定向增发和公开增发定价规则，提出了类似于Myers(1984)的股价高估时发股低估时发债或者不融资的观点，即股价高估时选择公募股权融资，低估时选择私募股权融资；实证部分本文选取A股市场2006年5月到2007年12月底128个可进行公开增发的财务型定向增发预案和76个公开增发预案，实证研究股权融资方式选择发现：信息不对称假说(代理变量为换手率，总资产对数，融资比例)很好解释了上市公司选择私募股权融资方式的原因；估值水平和交易成本也是影响上市公司股权融资方式选择(公募还是私募)重要因素。
本文主体部分的第四章研究A股市场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折价率和实施时的财富效应。本文选取A股市场2006年5月到2007年12月底140个实施定向增发样本，发现向机构投资者实际增发价格相对于二级市场有30％左右的折价，而只向大股东定向增发收购资产时，由于按照增发预案的定价下限发行导致高达62％左右的折价。信息不对称假说比较好的解释A股市场定向增发折价行为，管理层利己企业(managerial entrenchment)在A股市场则不能很好解释定向增发折价行为，而管理层自我交易(self-dealing)低价认购定向增发股份在A股市场几乎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则是大股东低价认购定向增发股份。就事件日前后的超额收益而言，在实施日前，定向增发不存在显著超额收益，在实施日后，定向增发存在显著负的超额收益，并发现定向增发折价率越高，超额收益越低。负超额收益可能与参与机构的套利行为有关。从各方来看，定向增发实施后，大股东和参与增发的机构投资者是定向增发私募股权融资高折价的受益者，二级市场流通股东利益受损。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本文对A股市场私募股权融资预案事件日超额收益以及影响因素的研究填补了国内私募股权融资方式研究的空白，验证了信息不对称对A股市场私募超额收益的解释作用；
其次，本文提出了择时和交易成本是股权融资方式选择的重要决定因素，丰富了国外股权融资机制的理论内涵。本文理论分析了上市公司按照私募投资者划分的各种类型私募融资行为的条件和动机，提出了类似于Myers(1984)的股价高估时发股低估时发债或者不融资的结论，即股价高估时选择公募股权融资，低估时选择私募股权融资。并且以A股定向增发和公开增发为样本，实证分析了上市公司股权融资选择的影响因素，验证本文提出的股价高估和低估时的融资选择，信息不对称假说的解释作用。并发现A股市场交易成本也是上市公司融资方式选择的重要因素，当融资规模比较大时，更倾向于采用公募融资方式。
还有，就私募认购方而言，国外主要是针对管理层作为认购对象的研究，对大股东认购私募融资的行为则没有研究。本文向大股东定向增发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丰富了国外私募股权融资研究的内容，提出了大股东自我交易。分析向大股东定向增发收购资产的动机和增发条件，混合增发的侵害中小股东利益行为。
最后，就私募股权折价率研究领域来看，国外更多的分析是向管理层定向增发折价高低，以及管理层认购私募股权侵害原有股东的研究。本文实证分析了A股市场增发定价机制下，定向增发价格折价影响因素和定向增发实施时超额收益影响因素，发现大股东认购价格存在巨大折价以及参与定向增发机构投资者具有套利机会，就参与各方的财富效应进行分析，发现了大股东和机构投资者受益而流通股东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