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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喻和转喻作为传统修辞学的研究对象，已有两千多年的研究历史。自《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净，由当代美国著名认知语言学家Lakoff与Johnson合著的一书出版以来，隐喻和转喻便不再被视为单纯的语言修辞现象，而是人类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认知世界的有力工具。对隐喻和转喻的研究实现了从修辞、语义研究到认知研究的转向并成为当代研究热点。
现在很多争论均集中在隐喻和转喻的相互关系上。不少学者认为隐喻和转喻虽然是不同的认知方法，但是两者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严格界限，不论在具体的语言层面还是在抽象的概念层面，两者存在紧密联系。其中，Louis Goossens的研究较为系统，他于1990年就对当代英语约定俗成的表达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方法，他发现了多种隐喻和转喻的互动类型，并统一命名为隐转喻。尽管Goossens的研究比较系统，但是迄今为止，只有极少数人将他的理论予以检验和运用。
此前，关于隐喻和转喻关系的探讨多数为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的成分相对较少。随着现代语言学方法的发展，语言学研究的定量考察成为可能并得到重视。事实上，定量研究和定性研究并不冲突，将两者结合有利于取长补短，更全面科学地解释语言现象。
本文结合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两种方法，基于Goossens的隐转喻理论，以我国诗歌黄金时代，即唐宋时期的八位大诗人大词人的八十首诗词为语料，对中国古诗词中的隐转喻现象进行考察。其中，定量研究通过具体的数据论证了Goossens的隐转喻理论；定性研究则深入地分析了中国古诗词中的隐转喻现象，并通过对其中各种特殊情况及其原因的分析，试图对Goossens的理论做出有益补充。
研究结果显示，隐转喻是中国古诗词中客观存在的认知语言现象，是人类共有的认知机制。首先，中国古诗词中共有五种隐转喻类型存在，包括Goossens研究的三种类型和新发现的两种类型。其次，研究发现在中国古诗词这一特殊文体中，隐转喻的分布模式和互动方式有其独特之处，论文对此做了详细的分析说明。此外，通过研究中国古诗词的已有英译作品，发现译者根据不同情况对隐转喻的处理采取了不同的策略，研究这些策略，对于我们的翻译实践能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该研究尝试性地将定性方法和定量方法结合，通过运用当代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来考察中国古诗词这一极具代表性的文体，不仅使得已有理论在一定程度得到检验、获得有益补充，而且还从新的认知角度丰富了我们对中国古诗词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