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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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生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重要文学事件，“新写实小说”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本质特征的作家作品的集合。这种研究视角和方式造成了对这一文学事件的理解的窄化: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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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发生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重要文学事件，“新写实小说”长期以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本质特征的作家作品的集合。这种研究视角和方式造成了对这一文学事件的理解的窄化:一方面，它忽视了这一事件发生过程中编辑、文学杂志、文学机构、读者等主体的作用，也无法对以上主体之间的复杂性和矛盾性给予解释。另一方面，它必然造成对这一事件发生过程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和历史因素的盲视。这就影响了认识这一事件的历史深度和对其历史坐标的确定。 论文运用文学社会学和文化研究的方法，将这一文学事件重置于八、九十年代之交的历史语境中进行考察。论文认为，“新写实小说”是发生在“治理整顿”的历史时期的文学事件。其时，置身于经济体制和报刊体制改革的热潮中，文学杂志普遍面临着办刊以至生存危机;而在“新时期”以来一直领跑中国当代文坛的北京和上海两地的文学杂志均处于困顿状态，在社会和出版体制改革中获得优势资源的南京逐步在文学场中占据主导地位。在这种历史契机下，《钟山》杂志通过对文坛生态的考察和自我力量的估计适时地将起初发生于京、沪两地的“新写实小说”移植到南京。并通过发表宣言、调整版面、内容更新、举办评奖、调整定价、媒体宣传和研讨等一系列市场化的运作，终于使得“新写实小说”成为一个文学事件进入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池莉、方方、刘恒、刘震云以及《烦恼人生》、《风景》、《狗日的粮食》、《伏羲伏羲》、《单位》、《一地鸡毛》等作家、作品在北京、上海、南京的报刊之争中被聚合为一个作家作品群落，并成功而稳固地被命名为“新写实小说”的代表作家、作品。 在细致地考察了“新写实小说”的生产和传播之后，论文将其纳入到“新时期”小说思潮的历史链条中，从文学生产与“文学思潮”的角度重新为其定位:“新写实小说”是“文学思潮”生产中从计划到市场的一座历史浮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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