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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社会是一个落后的社会、停滞的社会，这在马克思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如何理解停滞?停滞在何种意义上得以成立?如何走出停滞?这些问题既困扰着马克思，也困扰着当时及如今的先贤圣学。马克思试图去理解东方社会，并为东方社会走出停滞的状态规划一条康庄大道，所以他在晚年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人类学的最新成果，并做了大量的摘要、评论，形成了著名的“人类学笔记”，通过人类学笔记，马克思弄清了人类社会早期状况，认识到亚细亚社会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农村公社是原始社会里公社发展的最后一个形态，东、西方社会都经历过农村公社阶段，只是在西方文明的开启处，农村公社随着私有制的逐渐壮大而趋于解体；而在东方社会里，私有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发展得不是很充分，私有制没有最终消灭公有制，而使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农村公社保留了下来，并一直延续到近代。农村公社阶段是东西方文明的分水岭，东方社会因为有农村公社的存在，而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其中君主专制的政治结构在农村公社的基础上形成以后就处于社会结构的核心。农村公社的存在使东方社会固定、束缚在农业社会的框架中，无法彻底挣脱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再加上政治的打压、文化观念上的束缚，持续的简单社会分工无法产生工商业大发展的肥沃土壤，相比于工业社会的财富创造能力，执着于农业文明的东方社会明显地落后了，而社会结构的积重难返又使东方社会的更新困难重重，尽管同为农业社会时，东方社会由于农业生产条件的优越，其发展程度远高于西方社会，尤其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但在工商业的推动下，西方社会步入了一个更新更高的发展平台，因此东方社会由于缺乏内在的自我更新能力，相对于西方文明的快速发展而显得停滞了。
面对东方社会的停滞与落后，马克思设定了两条使东方社会摆脱旧有社会结构的模式，其一是以印度为代表，通过外力的推动，迅速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向资本主义靠拢，通过社会结构的再造，通过发展资本主义，通过发展现代工商业，缩小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落差，追赶世界历史前进的步伐。其二是俄国为代表，通过对旧有社会结构的改造，在原有社会结构的基础上，通过迅速发展生产力，积累社会财富，直接跨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迈向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农村公社也就成为俄国新生的支点。这两种模式对农村公社的命运有两种不能的判断，但不论农村公社是消亡还是保留，对农村公社的判断，马克思内在地遵循着三条理论原则，即生产力的发展、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终走向、共产主义社会内在价值的体现，这三条理论原则也是本文研究农村公社问题，研究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理论依据和评价标准。中国也属于东方社会，具有马克思所认识的亚细亚社会的一切特征，所以贫穷、落后的旧中国面对资本主义的外来侵犯，总是处于被动的地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冲击虽然也引起中国社会结构的震荡，也在经济、军事领域产生积极的回应，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也有快速的发展，但由于旧有的社会结构没有打破，经济上的些许进步只是为了加强专制统治，文化上也未有进一步的更新，农业社会的思维仍然束缚着人们的头脑，尽管二、三十年代“乡村建设”思潮轰轰烈烈，但由于这种思潮脱离了生产力的发展，脱离了工商业的发展，只是从文化的角度谈中国社会的改造而收效甚微，最终偃旗息鼓，所以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没有取得成功。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社会结构的根本变革提供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和条件，马克思的农村公社理论为我们理解传统社会结构提供一个新的角度，也为我们提供了建立现代社会结构的参照。中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就是要改变传统的社会结构，建立现代化的经济结构即实现工业化和市场化、建立现代化的政治结构即民主政治、建立现代化的文化结构即理性主义文化。中国共产党人在建立现代结构的过程中始终以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实现人民幸福作为根本目标，邓小平所开创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扭转新中国发展过程中所经历的挫折，正在大力发展生产力，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并以“共同富裕”为突破口体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内在价值，相信中国的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会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