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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幕末日英关系的发展轨迹与国际因素的影响 综观幕末日英关系的发展过程，觉得有这样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值得人们思考: 第一，英国作为头号资本主义强国为什么要如此关注东亚的落后小国日本？或者说，日本对于英国来说究竟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英国想从日本得到什么？ 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因为日本对于英国来说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英国酋任驻日公使阿礼国曾经说过:“西洋各国，尤其是对于我们大英帝国来说，要在东洋掌握莫大的权益，日本就是这个东洋地区的前哨地。”换句话说，英国怀着主导整个远东地区的野心，而日本正是英国远东利益线上的一个重要环节。如果放弃了日本，显然会非常不利于英国维护自身在远东地区的利益。 日本开港之后，英国迅速占据了对日贸易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了大量收益，但英国想从日本得到的并不仅仅是经济利益，对日贸易的利润对于英国商人个人来说固然充满了诱惑力，但是对于在全世界掌握了庞大通商关系的英国政府米说，对日贸易的经济收益甚至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80。对于英国来说，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对日外交的主导权，或者说是要在日本保持大英帝国的权威，尽管日本处于远离英国本土的远尔地区，但是就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如果英国在日本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也必将引起连锁反应，威胁到英国在其他地区的利益。因此，英国要时刻提防会威胁到其对日主导地位的国家（国际因素），同时为了更好地维护对日外交优势，更要时刻注意日本国内的局势，选择一个称职的代理人对于英国来说至关重要，所以在日本国内出现了幕府和倒幕派的斗争时，英国必然要根据如何更好地维护自身权益作出必要的选择。这就牵涉到了第二个问题，究竟是继续拥护旧有的统治势力幕府，还是转而支持新兴的雄藩联合力量？ 第二，英国在幕府和倒幕派之间所作出的选择是否存在一种路线上的变化？如果有的话，又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种变化的发生？ 日本开国之初与欧美列强签订了一系列的条约——安政五国条约，这也标志着日本进入了近代国家条约体系，尽管这些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带有着明显的不平等色彩，但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条约的束缚，列强与日本的交往才有了依据的标准。对于英国来说，通商是与日本交往的最重要的手段，要维护通商关系的正常进行，就必然要遵循已经成立的条约，所以在日本开国之初，英国非常重视条约的日方代理人——幕府，并尽量理解幕府的艰难处境（如英国在两港两市延期开放的协商中所起到的带头作用）并在不伤害英国利益的前提下给与幕府一定的支持（作为同意两港两市延期开放的回报，各国从幕府得到了新的利益承诺，前文已述）。但是英国自认为做出了莫大牺牲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频繁发生的攘夷事件使英国成了遭受袭击的首要目标，而幕府在处理这些事件时所表现出来的软弱和无能让英国越来越失望，与此相反，以攘夷的失败为契机发生了重大转变的西南诸藩认识到了与外国进行交流的必要，并积极联系英国（武器贸易、技术引进、留学生派遣等），以萨长为代表的雄藩实力也日益增强，并形成了具有坚实基础的反幕府力量，所以阿礼国在1864年底回国前就做出了幕府已经不适合继续担任日方政权代理人的判断。此后，萨道义的《英国策论》显然也是对阿礼国这种判断的一种延伸。 英国以一种观望的态度一边努力维护日英通商关系的正常发展，一边仔细权衡着日本国内的两派势力，当幕府的不称职暴露得越来越明显时，英国与倒幕派的接触也逐渐明朗了起来（例如1866年巴夏礼对鹿儿岛的访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英国完全抛弃了幕府，相反在与法国的竞争中（国际因素）始终注视着法国与幕府之间的一举一动，并随时做出反击（如英法在幕末幕府军队陆军和海军传习中的明争暗斗以及英国积极倡导幕府派遣军事人才赴英留学等）。 所以，幕末英国在幕府和倒幕派之间的选择上确实存在着一种微妙的路线上的变化，但是这种路线并非明日张胆的放弃和选择，而是在潜移默化中逐渐完成的。促使这种变化发生的主要因素当然是幕府和倒幕派本身力量的对比，但是法国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也更加推进了英国与倒幕派的亲近。这就涉及到了影响幕末日英关系的国际冈素问题。 第三，在复杂的幕末局势中，日英关系显然不能简单理解成单纯的两国关系，那么当时的国际因素对日英关系做出了怎样的影响呢？ 基本上可以尝试着从俄国、法国以及美国等角度来解读这个问题: 美国打开日本的大门之后，促使英国立刻紧随其后的一个重要冈素就是出于对俄国的顾忌。当时英俄作为克里米亚战争中的直接对手，对抗的范围远远超出了近东地区本身，对于英国来说，1854年《日英约定》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监视俄国军舰在东亚海域的动向。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以后，分别在日本获得了一定权益的英俄对彼此的成备却丝毫没有放松。尤其是对日本实行“二重外交”的俄国始终对北方领土虎视眈眈，心怀戒备的英国为了防止俄国实现针对日本的领土扩张而处处提防，并在必要的时候加以反击（例如1861年对马事件）。因此通过在日本的防御，防止俄国南进是幕末英国积极开展对日外交的一个主要目的。 除了俄国之外，法国也是影响到幕末日英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英法在幕末对日外交中始终保持着竞争，但又根据欧洲大陆势力均衡的原则努力相互协调，避免正面冲突，比如在幕府军队的传习问题上，英国失去了陆军传习的资格之后极力要求对海军进行传习，法国考虑到均衡原则而怂恿幕府对此表示同意。所以，英法就是在这样一种看似矛盾的境地中完成了对幕末日本国内政治力量的权衡与定夺。 最后，率先打开日本大门的美国虽然为各国对日外交开了先例，但是随着国内南北战争的爆发而暂时无力顾及东亚，英国借机取而代之，占据了对日外交的优势。尽管美国在内战爆发之后并没有从日本完全撤出，但是基本上已经丧失了与英法等国竞争的实力，1864年报复长州的四国联合舰队中美国只占17艘军舰中的1艘，这就充分说明了当时美国在日本的力量非常薄弱。冈此，尽管美国主导了安政五国条约的签订，但却早早就退出了幕末各国对日竞争的舞台。 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思考，不难发现事实上这些问题相互交织，彼此影响，显然不能简单的将其割裂开，而是要从整体上加以思考。当然，幕末日英关系作为近代日本外交史上的一个重要课题，值得我们深思的也绝不仅仅局限在上面提出的几个问题，但所谓管中窥豹，可见一斑，或许可以将以上问题作为一种线索，来加深对幕末日英关系问题的理解。 英国通过在幕末时期的苦心经营，终于如愿以偿地成为明治政府最为信任和亲密的盟友，从而极为深刻地影响了日本近代史的发展，正像研究日英关系的权威学者鹿岛守之助曾经说过的:“从明治开国的条约改正开始，到第三次日英同盟的废弃，只有五十三年时间。但是在这半个世纪里，日本不仅从受不平等条约约束的远东封建小国变为完全独立的国家，而且在海外还拥有了一定的领土和势力范围，一举成为拥有世界最强陆海军力量的强国之一，这是世界的一大奇迹，一方面是日本人本身过人的素质和努力，另一方面与英国在经济、政治、军事上的指导、协力以及援助也是分不开的。明治维新能够比较顺利地进行，也主要是由于得到了英国的援助。” 而明治时期日英两国能够建立起如此深厚的国交，显然要归功于幕末日英关系的发展变化。换句话说，正是由于英国比较准确地把握了对幕末日本政治力量的估计，才争取到了在随后建立的新政府中的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