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理学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法治化探索

• 作 者: 吴群风
• 发表日期: 2012年期
• 关键词: 送法下乡 乡村治理 迎法下乡 主体

本文从“送法下乡”活动切入，探讨“送法下乡”的困境，反思中国乡村法治秩序的建构。中国乡村已经不是费孝通描述的传统乡土社会，而是一个新的乡土社会，乡村日益开放化和原子化，家庭关系和村民间人际关系不断理性化。但是，以普法为主要实践活动的“送法下乡”仍遵循着“管理乡村”的思维定式，陷入普法失效的困境。乡村的新变化为法律的生长提供了土壤，也为从“送法下乡”到“迎法下乡”的转变铺垫了条件。乡村法治化需要借助村民主体性地位的建构及国家与乡村的互动，才能得到进一步推进。本文除引言和结语外，正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分析“送法下乡”的实践及其必要性。“送法下乡”旨在维护乡村秩序的稳定，同时也是一项国家简单化和标准化的工程。“送法下乡”的主要实践活动是普法。第二个部分具体探讨“送法下乡”的困境，其表现为：法律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张力，村民对法律的筛选，“管理乡村”这种自上而下、单一向度的运作和普法形式化。第三个部分分析中国乡村自普法以来的变化，其具体表现为：乡村自治组织的壮大、家庭核心化，村庄权威的式微，村民生活理性化。与此同时，在市场经济、村庄教育和大众传媒的推动下，现代法律在乡村的现状也发生了变化。第四部分重点讨论乡村法治化的路径，指出乡村法治化理念转变：从管理到治理；探寻村民主体性观念建构。村民主体性观念建构的措施包括：进一步推进基层民主、提升村民的政治参与能力与公民意识；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增强村民平等观念；放低政府姿态，加强政府与社会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