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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资源消耗以及随之产生的废物污染大幅增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过程中，自然环境和资源的成本被大大低估，中国是在以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环境恶化，已经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了严重威胁。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早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且建立了一系列环境保护行政体制和法规体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环保体系的功能发挥还不尽如人意。因此，对环境规制的研究在我国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环境危机是大多数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的问题，也是现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经历的问题。但与他们相比，中国在环境方面所面临的危机要严重得多。中国有世界上最为庞大的人口，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以及独特的政治经济体制，这些特征使得中国的环境规制工作与其他国家的经历存在差异。因此，在借鉴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要对中国的具体情况进行深入研究，分析我国环境规制强度的经济效应，以期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切实可行的道路。 首先，环境污染是一种具有负外部性的公共物品，存在市场机制失灵。如果没有政府的政策干预，经济发展通常会导致污染物的过度供给。这为政府的环境规制提供了理论支撑。但是，公共选择理论认为政府行为是一系列的政治过程，规制政策的制定存在着被利益集团操纵的可能性，从而无法解决环境恶化的问题。我国的环境污染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和法律问题，更是政治问题。在我国环保体系中，地方环保局权力有限，而地方环保机构往往不得不听从当地政府的命令，一切行动要为经济建设让步。中央的放权使得地方政府更加自主的集中各类资源，推动经济增长，环境保护工作则被放到一边，远离地方政府工作重心。而且，地方政府担心严格的环境规制会使本地污染产业竞争力受损，经济赶超的压力刺激这些地方政府具有进行环境规制“逐底竞赛(Race to theBottom)”的倾向，为了扶植本区域内的企业发展，同时吸引更多资本进入，竞相降低本地的环境标准。这使得中央的环境政策在地方的环境规制中难以得到落实，从而对环境产生极大的负面影响。因此，关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特征的研究能够为我国各级政府的环境规制工作提供有益的指导。 其次，地方政府利用环境规制强度来吸引投资的策略是否明智呢？资本真的会被宽松的环境规制所吸引吗？本文接着关注地方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的影响。在我国不断融入国际经济的过程中，外商直接投资把大量资本、技术和管理知识带入中国，是刺激和促进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强劲动力。然而，外商直接投资带来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大大加重了中国的环境压力。跨国公司有可能看中我国相对宽松的环境规制标准，从而将污染密集的产业转移到我国以减少污染治理成本。因而，我国可能会被跨国公司当做是污染行业的“污染避难所(Pollution Haven)”。但是，另一方面，外商资本的母国一般具有比东道国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标准，这暗含着外资企业的环保技术一般会高于东道国企业。这些外资企业投资于环境规制更加严格的地方，反而更具有技术优势。因而，外资企业可能并不会被地方的宽松环境规制强度吸引而进行投资。对于环境规制强度对外商投资方向影响的争议，尚无定论。对这一问题的考察将为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重要参考。 最后，如果企业真的被宽松的环境规制政策所吸引，企业看中的无非是较低的从规成本，以及其所带来的生产效率，从而提高竞争力。那么，宽松的环境规制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吗？反过来讲，严格的环境规制真的会降低企业的生产效率吗？事实可能并非如此。美国经济学家Poter认为，适当的环境规制可以激励企业的研发行为，改变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等，进而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和市场竞争力。这被称之为“Poter假说”。那么，我国的环境规制是否促进了工业行业的R&D活动，引致的R&D活动又是否提高了行业的生产效率呢？环境规制在总体上对工业行业的生产效率又具有怎样的影响呢？回答这些问题不仅具有理论意义，而且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如果良好的环境规制能够提高行业的生产效率，经济就可以同时达到改善环境质量和提高行业竞争力的双赢局面。但是，如果严格的环境规制有害于行业效率，我们就必须在环境保护和经济效益之间做出衡量和取舍。 本文将主要对上述三方面问题（地方环境规制“逐底竞赛”假说，外商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与生产效率的“Poter假说”）进行实证研究，全文共分为6个章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章是引言部分，主要叙述了本文的选题背景和意义，研究内容和分析思路，并对全文的创新与贡献做了说明。 第二章是环境规制相关综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概述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论述环境问题中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以及市场与政府的界限。第二，分析了环境规制的两类工具，传统直接规制工具和基于市场的规制工具。第三，对三个假说（地方环境规制“逐底竞赛”假说，外商投资“污染避难所”假说，环境规制与生产效率的“Poter假说”）的文献进行了梳理。 接下来三章基于我国数据对环境规制的三个假设进行深入的实证分析。 第三章基于2004-2010年期间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中国环境规制中的地方政府策略互动，检验地方政府环境规制“逐底竞赛”假说。结果发现:首先，地区之间的环境规制策略互动行为确实存在。地方政府在环境规制的制定和实施中存在明显的相互“模仿”特征。其次，用工业污染治理投资作为规制强度变量时的非对称模型估计结果基本上支持“逐底竞赛”假说，但是用排污费征收作为规制强度变量时的非对称模型估计结果并不支持“逐底竞赛”假说。最后，经济发展水平较低地方的环境规制更容易受到相关地方规制强度的影响，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方的策略互动则较弱。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地方将环境规制作为地区间经济竞争工具的倾向会越来越小。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制定、实施和监督行为由相互“竞赛”逐渐向“独立”施行转变。 第四章基于2003-2012年期间我国270个地级市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研究地方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外商投资寻找“污染避难所”假说。主要得到三点结论:首先，各种环境规制强度指标对FDI流入具有显著的负效应，在中国的广大地方的确存在“污染避难所”假说所描述的情形，外商投资会为了宽松的环境规制而在中国国内进行区位选择。第二，FDI寻找“污染避难所”的行为模式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存在差异，具体而言，这种行为在中、西部较强，而在东部较弱。第三，在中国，FDI寻找“污染避难所”的动机将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减弱。随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跨国公司不再将投资指向“污染避难所”，而且似乎更倾向于到具有更高环境规制要求的地方投资。总之，通过对“污染避难所”假说的分析发现，中国的总体状况并不乐观，但发展趋向也并不悲观。 第五章基于2003-2012年期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环境规制对行业R&D活动以及对生产效率的影响，检验了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关系的“Poter假说”。结论显示:首先，环境规制强度和行业R&D活动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但没有证据支持规制引致的R&D能够提高行业效率。企业在严格环境规制下有激励加强降低“从规成本”的研发投入，但该类研发投入主要是抵消了环境规制本身带来的成本，并不能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第二，对环境规制强度对行业效率直接影响的考察表明，较强环境规制对促进行业生产效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直接影响的各种结果基本都支持了一个双赢的局面，即严格的环境规制和企业生产效率二者是可以共存的。总之，我国更强的环境规制虽然不能通过引致R&D来提高行业生产效率，但通过其他渠道的确在整体上促进了行业效率提高。实现了Poter假说所预期的“双赢”局面。 第六章是总结，对全文的主要结论进行了总结，对我国的环境规制工作提出了几点政策建议，并指明本文有待改进的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