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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年”暨“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是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发端期,也是连接现代文学批评和新时期文学批评的桥梁。它的生成、发展和变异,可谓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和文化史的缩影。
在文学批评思维上,“十七年”暨“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受到左翼文学批评的政治功利化影响,形成了二元对立的“革命”化评判思维,吸纳了阶级斗争话语,将想象的“大众”衍变为“工农兵”政治主体。从延安时期开始,随着意识形态对文学进行干预,中央组织机构、舆论宣传部门和文艺界人士合力完成了对《讲话》同一指向的历史谱系建构,将“王实味事件”从文学批评转换为政治批判,意识形态对出版实施严格的审查和管制,削弱了文学批评话语的独特内涵和审美色彩。由于中国的政党建设和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苏联的影响与支持下完成,加上本土原生理论和经验孱弱,“十七年”文学批评引入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党性”等概念,汲取了苏联文学理论中的政治实用成分。由于中苏关系的跌宕起伏,这种汲取表现为不稳定的状态。
在左翼文学批评、延安文学体制和苏联文学理论的影响下,“十七年”暨“文革”时期的文学批评一出世就带着政治批判色彩。它遵循意识形态的“询唤”,努力配合文艺批判和政治批判运动,发挥解读、阐释和批判等功用,力助意识形态剪除思想异质,整饬而生成一体化的文学秩序,以创建社会主义新文艺体系,引导民众完成对国家意识形态的认同。随着意识形态控制力度的强化,文学批评的“去本体功能化”愈演愈烈,到“文革”时,文学批评的审美功能和自主原则被政治斗争所替换,彻底成为意识形念的工具和武器。
意识形态对文学批评的规训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但它并不能覆盖所有的批评范畴。在听“将令”的批评家中,不乏继承“五四”精神与血脉者,一俟意识形态控制稍有松动,或者面对具有艺术含量的文本,他们内在的审美冲动就会与意识形态规训形成激烈冲突,在批评文本中留下潜流暗涌的痕迹,彰显了此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并非“一体”。
文学批评对文学生产起着重要的规范和指导作用。在这一时期,批评家多以“立法者”自居,以《讲话》和政治形势为标准,以行政组织机构为依托,使文学批评具有了组织惩罚的隐性功能。在主流批评家的批判下,创作主体呈现出“衰竭”之态。作家依照批评意见,对“不合格”的文本进行修改。在批评家和作家的双重努力下,文本变得“清洁”、纯粹和一致,使“十七年”的文学创作总体呈现出单一化趋势。到“文革”时,诗歌、小说和戏剧都以革命样板戏的原则为标准,逐渐消弭了自身的审美特性,惟余作为“阶级斗争”胜利成果的“革命样板戏”占领艺术舞台。
如何在20世纪文学批评的背景下,洞察“十七年”暨“文革”时期批评的发展,清理出它在“本质论”与“工具论”之间游走、接受意识形态“询唤”的异化历程,是当代文学研究面临的不可回避和必须深入的工作。本文力求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尽量贴近历史现场,以丰富翔实的资料和鲜明的问题意识生成新的解读评析格局,廓清对这一时期文学批评原生面貌及其发展规律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