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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作家出名早，出书快且多，其言行表现出非传统的一面，且经常引起媒体的报道。这些被看做时代的异象，必然有其背后的社会因为。本文紧密结合场、代和文化三个和“80后”作家的发生发展关系密切的关键概念来对“80后”作家进行分析。“80后”由于处于社会变迁的大环境下，早年所受影响与前代人显著不同而形成独特的一代人，并拥有独特的价值观。他们的登场是文学场和权力场相互作用的结果，他们的繁荣也和文学场的结构变化息息相关。与此同时，“80后”所处的诸如文化工业、亚文化和主流文化并存、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并存等等独特的文化环境也决定着他们的文化取向和相应的行为取向。从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的角度可以看出，正是由于权力场对文学场控制的逐渐松动，与财政支持政策的逐渐撤离，使得文学场更为自主，同时迫于财政的压力而向经济场倾斜。“80后”的登场的滥觞-“新概念”作文大赛正是《萌芽》期刊在这种背景下举行的一种利用其象征资本的自救行为。而权力场对出版社的控制的松动与财政支持的撤离也使得它们在获得一定自主的同时不断试图寻找市场热点，青春文学中所蕴含的商机则让出版社主动寻求与“80后”的合作。同时，文学场的新的变化，如网络的兴起、策划人角色的出现，都促成了“80后”的发生和发展。而且，“80后”作家的惯习也对自身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作为独生子女的身份特征、在九十年代青少年时期他们所受到的各方面影响型塑了他们惯习，这些惯习也能够在他们的作品中找到其表现。
读者作为文学图书购买者和阅读者，是“80后”作家畅销的终极因为和作品价值实现的最终决定力量。基于对“80后”和非“80后”、中文专业人士和学习理科的学生的深入访谈和问卷所获得的资料，对“80后”作家的读者的构成、读者所具有的特点、他们的阅读习惯等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基于布迪厄的惯习理论，但又不拘泥于惯习理论，韩寒、郭敬明、张悦然、春树被作为个案研究，以他们不同的文化取向及其与主流文化的竞争、“合作”或反抗等关系为线索，来解释这些人行为背后的动机，并按照“文化取向”将“80后”作家分成与主流合作且向主流靠拢的、走畅销书和大众文化路线的，对主流进行仪式性的反抗的，和在言语和行为上都具有反文化取向的四种，并以此分类方法来对“80后”作家进行归类。
张悦然等人的行为表现出主流文化的取向。张悦然通过在纯文学期刊上发表文章、获得文学奖，来主动参与文学场象征资本的角逐，并逐步积累她所希冀的象征资本。她还通过获得文学场中已经获得丰厚象征资本的文学前辈的支持和欣赏，通过虚心接受文学前辈的意见修改作品，来进一步获得文学场中的象征资本。
郭敬明等人是大众文化取向的代表。是郭敬明的人生历程和文化工业合力使得郭敬明走上了写畅销书、开公司、办畅销书类型的杂志的、争取经济资本的道路。他的小说表现出了畅销书的种种特征。
韩寒等人则持反文化取向。他的言语和行为无不表现出其“反”的一面。代际冲突在持反文化立场的韩寒这里表现得最为充分。韩寒与一些文学权威的冲突的案例表明，代际冲突在新的社会表现出了新的形式(如与迷文化相结合)。韩寒的反文化是社会上浓厚的反文化情绪的突破口。
热衷于朋克亚文化春树的个案则表明，亚文化的追随者的言语、行为和服饰与他们的信念具有同构，同时文化工业也在利用亚文化，而且，亚文化商业上的成功实际上意味着主流文化对亚文化的收编。
论文最后得出的结论是，“80后”在中国的兴起揭示了中国代际更替、社会变迁、文化多元化、后现代社会在部分地区的兴起的社会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