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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滋病问题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艾滋病作为一个概念体系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科学的界定,包涵着大量的伦理价值判断。在建构主义看来,艾滋病的概念体系是一个社会建构的结果,无论是医学科学对它的界定还是社会文化赋予它的符号意义,都是特定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权力关系、制度安排等社会机制共同作用的产物。而医学科学对它的界定在生活世界中往往被其社会文化内涵所冲淡,基于科学理性所制定出来的应对艾滋病的防治措施遭遇了传统文化观念和制度安排的障碍。建构主义认为现有制度体系在效能上的缺失是社会问题产生的原因,对社会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对既有制度安排的变革和对新制度的需求。艾滋病作为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它在社会上引发了价值观念的冲突,这是艾滋病从医学问题演变为社会问题的实质原因,艾滋病问题的解决要求进行制度创新,以适应已经发生变化的社会现实。这将引起相关的社会制度变迁,这种制度变迁的基础是价值观念的变迁,要求打破原有价值观念体系中的一元主导格局,确立宽容尊重的多元平等共存格局。在这个意义上讲,艾滋病问题不仅是社会变迁的产物和标示,而且是制度变迁和社会进一步重组的契机。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分析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就是要进一步揭示既往的制度变迁所引起社会生活的改变,以及这种变化了的社会生活尤其是新的价值观念在现有环境下如何发展成推动社会制度进一步变迁的内驱力量。简言之,即是通过对艾滋病问题的分析探究制度变迁的价值观念基础。为此,本文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
第一部分,从建构主义的视角对艾滋病的概念体系,尤其是艾滋病的科学概念体系进行分析。通过对早期病例的“发现”、“命名”、“解释”的过程,以及其中各种意见分歧和“争论”如何达成“共识”的分析,揭示统计学在当代科学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基础性地位,并进一步论证了价值观念通过具体的主体对科学发现和科学界定的影响。面对来自各方的分歧,社会互动机制发挥着重要的协调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互动机制,使得各种分歧最终能够在现实生活中达成某种共识。通过这些分析,明确了本文的基础性观点,即艾滋病概念体系是基于一定的制度安排、权力关系、学术话语及其在社会中的地位、政治及经济利益等社会因素共同建构的结果。这一观点是本文展开进一步论证的基础。
第二部分,从社会问题理论的视角入手,分析艾滋病作为社会问题的实质。在生活世界,艾滋病的内涵远远超出了医学科学的界定,包含着大量非科学的社会文化内容。而其社会文化内涵在社会中的影响远远大于其科学的概念界定,这也正是艾滋病超出医学、流行病学和公共卫生学而被界定为社会问题的意义所在。任何社会问题都包含着客观的社会“公共性”和主观的“价值冲突性”两方面要素,其中主观要素是建构主义特别强调的内容,一个公共性的社会现象或议题只有引发了价值观念的冲突时才开始被建构成为社会问题。价值观念是制度安排的基础,价值观念的冲突意昧着制度安排的相对无效。社会问题的出现是既定制度安排在效能上的衰竭或缺失的反映,社会问题的解决意味着对旧有制度的创新或对新制度的需求。艾滋病作为社会问题的实质恰恰在于其反映的是“公共”的“价值观念冲突”,问题的解决需要改变原有的制度安排,即艾滋病问题的实质在于制度变迁。
第三部分,分析了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制度背景。中国艾滋病的流行与蔓延有着深刻的社会制度背景,“血浆经济”的背后是对经济利益的过度追求与监管不力,是政府对民众公益精神的怀疑;“性观念开放”的背后是改革开放后价值观念的多元化;“性产业”的兴起和繁荣背后有经济利益的驱动。既往的改革开放引发了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经济生活的市场化和自由化引发了文化生活的变化,新的价值取向和生活方式逐步兴起。观念层面的改变需要相应的制度回应,由于相应制度层面改革的滞后性导致种种问题的出现,并进而为病毒的传播扩散创造了便利的条件。对中国艾滋病问题的制度背景分析,表明了每一种艾滋病“高危行为”都受制于复杂的社会制度背景,面对日益多元化的价值观念和复杂的社会现实,不从根本上转变“冷战思维”,不进行切实有效的观念改革和制度创新就无法真正解决艾滋病问题。中国对艾滋病问题的两次不同的政治定位是对此结论的又一有力证据。
第四部分,通过对“行为干预”的深入分析,探讨艾滋病问题上的制度需求和制度创新。作为一种国际经验,“行为干预”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模式。中国对“行为干预”的肯定和推广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价值观念的变革和制度的创新。然而这一新模式在现代中国依然面临着传统价值观念的障碍,这种障碍性的观念不仅体现在整体的理论导向方面,而且更多地反映在现实的干预实践中。以经济利益为驱动和谋取“最大多数人利益”的功利主义为导向,依然没有走出传统一元化的思维模式。这种驱动和导向虽然在政策层面上推动了“行为干预”的开展,但是在实践中越来越暴露出对干预对象的“歧视”。传统价值观念为主导的干预主体与“高危人群”之间难以建立融洽的信任关系,大量“高危人群”的隐藏和不配合使得“行为干预”工作遭遇难以渡过的瓶颈。信任关系的建立和干预工作的顺利开展需要观念层面的进一步调整,需要干预主体切实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以平等的心态尊重相关人群的价值取向、群体偏好,在相关的宣传和倡导中积极为相关人群的参与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五部分,重点分析民间组织尤其是相关亚文化人群的草根组织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作用。民间组织的参与理念是国际社会大力推广的应对艾滋病问题的重要理念,是建立在西方公民社会理论和社会背景基础上的现代理念。国际资金的进入不仅给中国提供了大量的艾滋病防治经费和技术支持,而且带来了公民社会理念。在相关的项目设计中,民间组织的参与尤其是同性恋等人群的民间组织参与是向中国提供援助的重要条件。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同性恋人群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登场机会。他们在中国的艾滋病防治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参与艾滋病防治的同时,他们也在积极地表达自己的文化诉求。作为长期以来的弱势群体,他们在艾滋病防治中对多元民主和公民社会理念的接受和诉求也最为明显。利用艾滋病防治的机会,他们尝试着成立社团、动员社群力量、民主选举、与主流媒体的沟通和谈判等各种社会运动新方式。希望在艾滋病防治运动中推动中国性观念的平等和公民社会的发展。
艾滋病问题作为社会问题所反映的价值观念冲突和对制度变迁的迫切需求终究无法脱离具体的社会背景。在中国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决策者的作用往往是决定性的,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程度和价值选择往往决定着制度变迁的方向。相关法律制度的出台和政策推行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社会大众的价值认同,在艾滋病问题上,主流人群和“高危人群”之间尽管存在着价值取向差异,但是在维护生命健康方面有着共同的愿望,求同存异是化解矛盾的有效措施。能否从多元化的社会现实出发,从人性出发,树立多元平等、宽容尊重的理念,是解决艾滋病问题的关键,也是进行有效制度变迁的关键。
本文从建构主义视角对艾滋病问题的分析研究,不仅论证了艾滋病问题在制度变迁和社会重组中的现实意义,而且尝试着对社会问题和制度变迁等理论问题进行探讨。通过把社会问题置于具体的制度背景之中,以发展的观点论证了价值观念对制度变迁的基础性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