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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中国的出生人口性别比出现了迅速、持续增高的现象，引起了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尽管中国不是世界上第一个、也不是唯一一个出生性别比失常（或曾经失常）的国家（或地区），但是在占全球人口约五分之一的人口大国，长时间地出现出生性别比大幅度、大范围偏离正常值值域的现象，却是世界上从未有过的。而这一剧烈变化可能带给社会的复杂、长远影响，也是没有哪一个国家或人口所能比拟的。因此，作为一个尚未被充分认识的人口现象和社会现象，对于出生性别比异常及其干预的问题只能由中国来回答。 中国是人为干扰导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典型案例。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下，“性别偏好”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负有特别的“责任”，因此将作为表象的出生性别比和作为主要内在动因的“性别偏好”结合起来进行研究，也就显得特别地重要。对于社会采取有针对性的对策和有效的社会干预行动，十分关键。为此，本研究将视线同时投向宏观层面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和微观层面的“性别偏好”，期望通过对它们的综合研究，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有更客观、深入的认识，对导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机制有更深刻的了解。 本研究将人口出生性别比和“性别偏好”放在同一个题目中来分析的依据是:近20年来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持续攀高只是一种表象，出生性别比失常的背后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动因。其中生育“性别偏好”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直接动力，也是复杂内在动因的集中体现，它反映和折射着“男孩偏好”植根于其中的更为深刻、广泛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因此，要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有全面、客观、深入的了解和认识，需要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下，从人们生育行为中的“性别偏好”入手。因此本研究的主脉是: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现象、原因（生育性别偏好）与后果。 人类对出生性别比和“性别偏好”的关注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至少从数十年来国内外相关的研究文献看，有关人口出生性别比和“性别偏好”的分析、研究，已有很丰富的知识铺垫和积累，为了对人类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规律和特点有系统的认识，了解人类在这一知识领域的基本看法和成果，本研究第二章将集中介绍和评述国内外学术界在出生性别比和“性别偏好”研究中展现的主要观点、基本结论和分歧点。 本研究的第三章将首先对一些关键性的基本概念和范畴进行界定。其中包括出生性别比和统计的出生性别比、偏好和“性别偏好”。同时，也将对出生性别比指标的基本统计特征、正常值范围以及“性别偏好”的类型等进行扼要的分析。在本章，笔者还将介绍研究的理论框架。从研究的理论框架看，本研究显示出自身的特色和创新之处。首先，本研究体现了理论与实证分析相结合的特点。在实证分析部分，笔者将视线投向世界各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及趋势，期望通过国际间的比较，更好地了解出生性别比的指标涵义和它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而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认识需要有国际比较的铺垫和背景。在理论部分，笔者构建了以“物质-制度-精神”为主线的社会-文化理论框架。所依据的是社会生态学和文化社会学的基本原理，即:生育“性别偏好”是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基本动力，而在个体和家庭层面上展现出来的对孩子性别的特别偏好（在中国这一偏好集中地表现为“男孩偏好”），是在特定的文化背景、特定的社会制度环境、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和特定的社会结构中，所表现出的一种社会价值取向和行为选择。只有在这样的分析框架中，才可能正确认识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和“性别偏好”存续的原因和条件，也才能为科学的决策提供依据。 本研究第四章的主要任务是对世界各国的出生性别比现状及其动态趋势给予描述，同时将对有代表性国家的出生性别比态势及特点予以专门分析，从中反映和揭示人类出生性别比的变化规律和可能的影响因素。其中美国和新加坡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数据将为解释出生性别比的种族差异提供依据;韩国近些年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升高趋势及其原因剖析，将为认识中国的出生性别比异常提供参照。此外，笔者还利用有关调查结果，对世界范围的生育“性别偏好”状况进行了评述性分析，并以“男孩偏好”强烈的印度为例，初步解释了出生性别比与“性别偏好”的关系特点。 鉴于国内学术界近些年对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历史与现状有不少的专题分析及研究成果，因此在本研究第五章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中，笔者将集中对我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现状的某些方面给予有侧重的分析，这些方面或者是角度不同的一种探讨，或者是对现有研究的一种拓展，以此尝试着将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有所深化和延伸。在这中间，笔者将利用全国、省、地、县等不同层次的数据，努力回答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到底有多严重？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是否具有地域的偶然性？人口出生性别比较早出现在什么样类型的地区？等问题，并对导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直接原因及其随时间推移的可能变化、出生性别比失常与计划生育（政策）的关系等做出思考。 如果说第五章主要是从宏观层面做出的有关人口出生性别比的分析，那么本研究的第六章将在微观层面上展开对（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的分析。这一章的主要目标是通过计算各类反映“性别偏好”的指标、如已完成生育妇女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分已有孩子性别的胎次递进比、妇女活产子女的性别分布与性别比、不同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规模以及育龄妇女的子女活产与存活状况等等，对我国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的“男孩偏好”给予描述性分析和解释，以填补在这一领域实证研究的某些空白，并丰富和深化我们对中国育龄夫妇生育“男孩偏好”倾向的认识。 第七章是本研究的理论分析章节。在这一章中，笔者将在前述事实的基础上，利用制度分析的方法，通过对“性别偏好”及其社会环境的分析，对出生性别比异常和“性别偏好”做出理论解释。理论分析将从一条主脉和两个侧面进行。一条主脉就是:中国出生性别比失常的“现象—原因—动力”，出生性别比失常原因的“制度(—)结构—后果”。两个侧面:一个是从微观行为选择的角度展开分析，即: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个体的性别选择行为—家庭制度（财产传递制度、家族文化和家庭结构）—多层次的生育观念—血亲价值观—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生育行为取向。另一个则是从社会行为取向及群体性行为的角度出发展开的分析，即:出生性别比失常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的社会结构—投入式级序结构—个人与他人的关系（角色固化、强调义务、个人价值在人际关系中体现）—社会行为取向（关系取向、社会取向）—过度社会化（“面子”）—他导性的社会行动—文化变迁滞后于物质变迁—精神变迁滞后于制度变迁—制度变迁滞后于经济变迁。通过这一分析，笔者尝试着从孩子的价值、效用和生育需求出发，对“男孩偏好”在中国社会存续的社会环境、制度背景、文化内涵以及人们的行为选择特点做出有一定深度的探讨和研究，从而为政府进行相关决策和社会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及干预措施，提供政策思路和可能的切入点。 第八章将在对出生性别比异常现象与原因进行分析的基础上，集中探讨出生性别比长时间异常可能带来的人口、社会后果及其影响。如:出生性别比偏高对女性的综合性影响、对人口婚姻稳定性的影响等。在这一部分，笔者还将进行人口发展层面的思考。其中一方面将从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存续的角度，对中国人口生育转变的阶段性及其特征给予阐释;另一方面将对因非医学原因利用性别选择技术的道德挑战进行初步的思考。并扼要进行政策思考。 第九章将给出主要研究结论、研究的创新点和研究的局限与不足。 通过较为系统的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笔者获得了如下主要发现和结论: 1.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在大数基础上才有意义的人口统计指标。在没有人为干扰的前提下，它十分稳定和有规律。尽管人口出生性别比指标存在统计的值域范围，但是发达国家和部分较发达国家近几十年的现实表明，其波动值远远小于标准所给定的范围。即便在发展中国家存在出生登记不完整的问题，人口出生性别比本身也有一定的“自调整”能力。因此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情况看，人口出生性别比都处于105±2的范围之内，其中又以居105左右水平的国家（地区）数最多。并且各国的人口规模大小对出生性别比并未产生明显的影响。 2.不同国家或人口的出生性别比正常值水平存在差异，并且这种地区差异表现出一定的区域色彩，但是导致差异的原因不尽相同。目前世界上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的情况是双向的，既有的国家（地区）高于通常的人口出生性别比正常值范围，但也有的国家（地区）是低于这一正常值范围，但是高出的情况更为多见。总体看，只有极少数国家面临着人口出生性别比偏离的问题。 3.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已不是一时一地的现象，也不是局部地区的个别现象，而具有普遍性、严重性和全局性，已真正演变成全国性的十分重大的人口问题。但同时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问题又是一个地域性问题。根据对我国地市一级和县级人口出生数据的描述统计，有的省全部地区的人口出生性别比均偏高或很高，而有的省则只有少数或个别地区出生性别比失常。出生性别比异常的地区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和承继特点。 4.在早期来看，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县（市）表现出如下特点:(1)集中于某个或某些地区;(2)密集在大、中城市周边;(3)突出表现在一些中小城市;(4)具有地区连片的特征。除此之外，不光农村地区出生性别比异常，而且一些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出生性别比同样偏高且居高不下。 5.从对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部分地区出生性别比失常的情况看，出生性别比失常与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之间的关系没有我们设想的那么简单，而生育性别选择的主要原因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发生重心的变化。 6.生育“男孩偏好”被认为是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动因。通过对育龄夫妇生育结果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中国育龄夫妇生育的“男孩偏好”倾向。这种倾向的人口结果是:夫妇最后一个孩子的性别比特别高;只有女儿的家庭在数量上明显少于只有男孩和其他孩子性别组合的家庭;已有孩子仅为女孩妇女更可能再生育;妇女的活产和存活子女性别比在性别选择的作用下显著偏高;而女孩的整体“遗失”风险要大于男孩。 7.在中国，对于性别选择技术的利用不仅具有潜在的巨大需求，而且具备供给条件。加之管理不到位，使得出于非医学原因的产前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工流产在部分地区泛滥。为此，笔者提出了生育性别选择技术非医学原因应用的伦理道德问题，并对进行了初步的探讨。指出:由于人类的科学技术进步，已经使得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与以往发达国家完全不同的人口发展环境，需要对由此产生的冲击、包括伦理道德的冲击给予关注和研究。 8.中国的生育“男孩偏好”有着深厚的文化和社会底蕴。中国社会的“家本位”文化、男性单系传承的家庭制度、从夫居的嫁娶婚姻模式等导致男孩比女孩有着“天赋”地位和“固有的价值”，由此带来具有文化色彩的生育“男孩偏好”和性别选择的行为模式和准则。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生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关系网络和互动特点，都使得个体意义上的生育行为及生育选择具有了“外部性”和他导性。这就导致育龄夫妇可能出于维护地位和“面子”的需要，而采取使自己能够适应环境和融入所在群体的社会行为取向。 9.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和生育“男孩偏好”折射着中国社会妇女地位依旧相对低下的客观现实。分析数据表明:目前中国社会只有女孩的妇女婚姻更易解体。同时，因为出生性别比升高而带来的男多女少不利于妇女地位的提高。 10.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和生育性别选择的泛化，表面上看是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和群众生育意愿之间存在差距所致，实质上是社会发展、变革过程中制度与文化冲突的表现，这种冲突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生育转变和人口发展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了解生育“男孩偏好”的文化内涵和制度基础，了解人们生育性别选择的内在原因和动力，了解“男孩偏好”所依托的社会背景、制度环境、社区氛围和人的社会行为特点，才能采取更敏感、也更有针对性的社会政策和干预行动。因此，逆转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遏止非医学原因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需要文化建设和制度创新。这将是一个长期的任务。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在: 1.中国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现象是在人类社会人口出生性别比一般规律的大环境中存在、变化的，国际学术界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偏好”的关注与研究有着长时间的积累。为此，本研究首先对国外相关文献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检索和查阅。在初步分析的基础上，对国际学术界半个多世纪以来有关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偏好”的研究进展与主要发现，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述评，指出了各个专题研究的基本观点和分歧点，为更好地认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偏好”的趋势及特点提供了背景条件。同时，笔者对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国内学术界对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偏好”逐步了解、认识并重视的研究脉络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总结和概括了我国学者在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原因及其后果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及主要结论，并据此提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及其内在动因的基本思路。这是国内迄今为止最为全面、系统和深入的专题性文献总结和述评，对于更客观、准确地认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现象与趋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也形成了本研究的一个特色。 2.人口出生性别比指标是一个十分简单的人口统计指标，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也只是一种人口表象。但是导致出生性别比失常的内在动因和社会背景却十分复杂。为此，本研究将宏观层面、外在表现的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与微观层面、作为关键性内在动因的生育“性别偏好”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进行视野更宽阔、角度更综合的分析和研究，这不仅能够更好地从内在原因去认识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而且也为有针对性地采取社会干预行动逆转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提供了新的思路和途径。这使得本研究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开拓性。 3.中国是一个世界公认的“男孩偏好”较强烈的国家，但是中国育龄夫妇在生育行为中是如何表现出这一特点、或者说具有什么样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特征的，却是过去学界认识不足和比较薄弱的方面。为此，本研究利用国际上通用或本人特定的人口数据和指标、特别是妇女活产子女和存活子女数据，通过描述统计和分析，对中国育龄夫妇的生育性别选择行为及其人口后果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推进了对中国育龄夫妇生育行为中“性别偏好”现象的认识，丰富了我们对人们生育性别选择行为的了解，体现出一定的研究新意。 4.近些年，我国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和研究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而伴随着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程度的不断加深和迅速蔓延，相关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本研究在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失常现象进行分析的过程中，采取了有一定新意的研究视角和切入点，不仅将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现象纳入国际视野来认识，而且通过利用省、地（市）、县（市）多层次数据，力图对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异常有新的理解，显现出一定的探索性。关于中国育龄夫妇生育“性别偏好”的理论分析也力图积极吸收其他相关学科的已有成果，在文化和制度分析的框架中，给出新的思考和独到见解。 本研究的局限和不足是: 1.中国人口出生性别比和生育“性别偏好”各自都是一个可以深入挖掘的专门题目，笔者将两者结合起来进行“现象-原因-后果”的综合性分析具有驾驭难度。在如何把握两者的界限和结合点方面还有进一步完善的潜力。 2.笔者在研究中从多个方面尝试着创新与拓展。但是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包括数据的限制等，对于很多较新、也非常有意义的内容未能给予充分的回答和解释。例如:性别选择技术非医学原因应用的伦理道德和价值判断问题，生育“性别偏好”理论分析的进一步丰富和完善问题，等等。实证分析也有进一步提高和完善的空间。 3.由于本研究篇幅和其他原因，有关弱化生育“男孩偏好”、逆转人口出生性别比偏高现象的对策分析和行动建议方面还比较薄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