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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是近代报刊之于旧体诗歌生存演进之间的关联。随着近代报刊的崛起，旧体诗作为办报材料被吸纳进报章杂志的版面空间，其后旧诗家在报章杂志上登载诗作，交游唱和，鼓动风潮，维系圈子，报章杂志介入到旧体诗生产与传播接受的整个过程，以其新闻语境和传播特性施影响于旧诗坛，二者的关系遂密不可分。而在这新兴传播媒介与旧式文学体裁之间，其实尚存有一段历史渊源。
西洋报刊与中土旧诗，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其实存在着密切关联。中土旧有的采诗观风典制，与西洋报刊舆论机关的定性不谋而合，可视为近代报刊的中土渊源。这一渊源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中土人士的广泛认可与帝国官方的肯定。而这一采诗渊源对纪实的强调，也促成了当日报刊在选择诗歌材料时，对极具纪实性而同时又能雅俗共赏之竹枝词的重视，从而开启了一个报章杂志竞相登载竹枝词的热潮。晚近时期，之于竹枝词创作上的主要驱动力，是西力东侵过程中进入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新事物与新风尚，报章杂志适逢其会为其提供发表载体，推波助澜，使其成为一时风潮，彰显出新媒介的传播力量。
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媒介属性，在晚近时期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觉世功能，故其在体例上有近俗的需要。而旧体诗作为传统文类中雅言的极致代表，其所追求的则是传世行远的名山事业。二者在撰述追求上的此种差别，曾引发中土文士的一些争论。但实际上，不仅在觉世之中寓有传世因素，就是报刊文字与旧体诗歌的具体写作语境，其实也都指向应时二字，与时势密不可分，更与消费文化息息相关。
与报章杂志在日后所营造出的消费文化不同，旧体诗在晚近时期见诸近代报刊的最初情形，实际上得力于西洋传教士借创办报刊以行文字播道的传教事业。旧体诗作为有效的传教手段之一，中土教友以之互相唱和，联通声气之外，也促进了耶教教义的中国化理解，对于传教有着颇为可观的成效。
但在甲午之前，报刊的社会地位较低，报人职业亦为人不耻。故当日诗家在报刊上登载诗作，署名上往往仅标别号，而将真实姓名隐去。部分诗家倾心于报章杂志广泛传播的力量，刊诗以求声名，其署名亦常将别号与里籍出处并置一处。甲午后，报章杂志得到士大夫群体与帝国官方的认可，报界地位上升，此时诗家在报刊上登载诗作，落款上既有别号，亦标实名。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名号统一，名号之辨有了新旧之争的新内涵。但大量别号的使用，也使得对诗家身份的鉴别困难重重，影响到当下对近代别集的整理与辑佚。
晚近诗人的日常化写作，遇上报章杂志的定期出版，使得诗家的随作随发成为新的风尚。报章杂志的新闻语境，对其所载文体的时效性做出了限定，其中自然也包括旧体诗。而旧体诗时效性的体现，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本的新近创作，报章杂志在叙例、发刊词、征文启事一类的文章中对此亦有相关说明。这种不同于以往别集刊刻的出版形式，降低了作为一名诗人的门槛，在当日引发诸多争论。媒介意识介入到旧诗家的诗歌创作，对其创作心态、创作目的等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报刊所形成的传播空间中，诗家也在写作上产生了明确的读者意识，可分三种情况。一是诗家投稿时其拟想的第一读者，即报刊的编辑人员，投诗者多在诗题中请其郢政诗作;二是诗家在诗歌文本中所表露出的自我推介意识，自然也指向其对报刊面向公众发行的心中有数;三是以报刊为媒介所产生的隔空唱和与以诗代柬，诗家明确指明为谁而作，读者意识也是十分明确。
报章杂志对旧体诗的另一重影响，即是其刊诗策略的变更与旧体诗所占报刊版面空间的消长。旧体诗在报刊上的版面形态，一是补白，二是专栏，前者侧重于版面的补充与美化，后者则为报纸副刊与杂志之通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体诗成为报章杂志上的常备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报章杂志的刊诗策略有所转变，或全面趋新，或兼收新旧，或坚守旧诗阵营，旧体诗在报刊版面上的公共阅读空间遂处于退守状态。
报章杂志对诗作的登载，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纸上的诗坛。在这种纸上诗坛中，报刊行使选家之权，实现了对诗人诗作的聚合，引导着旧诗坛风气的转换，也影响到诗家的出名方式。报刊所操诗坛选政的背后，往往是报人对诗坛主导作用的隐而不彰。
西洋报刊与中土旧诗，在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其实存在着密切关联。中土旧有的采诗观风典制，与西洋报刊舆论机关的定性不谋而合，可视为近代报刊的中土渊源。这一渊源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得到中土人士的广泛认可与帝国官方的肯定。而这一采诗渊源对纪实的强调，也促成了当日报刊在选择诗歌材料时，对极具纪实性而同时又能雅俗共赏之竹枝词的重视，从而开启了一个报章杂志竞相登载竹枝词的热潮。晚近时期，之于竹枝词创作上的主要驱动力，是西力东侵过程中进入中国社会形形色色的新事物与新风尚，报章杂志适逢其会为其提供发表载体，推波助澜，使其成为一时风潮，彰显出新媒介的传播力量。
近代报刊作为大众传媒的媒介属性，在晚近时期中国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下，被赋予了开启民智的觉世功能，故其在体例上有近俗的需要。而旧体诗作为传统文类中雅言的极致代表，其所追求的则是传世行远的名山事业。二者在撰述追求上的此种差别，曾引发中土文士的一些争论。但实际上，不仅在觉世之中寓有传世因素，就是报刊文字与旧体诗歌的具体写作语境，其实也都指向应时二字，与时势密不可分，更与消费文化息息相关。
与报章杂志在日后所营造出的消费文化不同，旧体诗在晚近时期见诸近代报刊的最初情形，实际上得力于西洋传教士借创办报刊以行文字播道的传教事业。旧体诗作为有效的传教手段之一，中土教友以之互相唱和，联通声气之外，也促进了耶教教义的中国化理解，对于传教有着颇为可观的成效。
但在甲午之前，报刊的社会地位较低，报人职业亦为人不耻。故当日诗家在报刊上登载诗作，署名上往往仅标别号，而将真实姓名隐去。部分诗家倾心于报章杂志广泛传播的力量，刊诗以求声名，其署名亦常将别号与里籍出处并置一处。甲午后，报章杂志得到士大夫群体与帝国官方的认可，报界地位上升，此时诗家在报刊上登载诗作，落款上既有别号，亦标实名。而新文化运动之后，提倡名号统一，名号之辨有了新旧之争的新内涵。但大量别号的使用，也使得对诗家身份的鉴别困难重重，影响到当下对近代别集的整理与辑佚。
晚近诗人的日常化写作，遇上报章杂志的定期出版，使得诗家的随作随发成为新的风尚。报章杂志的新闻语境，对其所载文体的时效性做出了限定，其中自然也包括旧体诗。而旧体诗时效性的体现，很大程度上在于文本的新近创作，报章杂志在叙例、发刊词、征文启事一类的文章中对此亦有相关说明。这种不同于以往别集刊刻的出版形式，降低了作为一名诗人的门槛，在当日引发诸多争论。媒介意识介入到旧诗家的诗歌创作，对其创作心态、创作目的等都有着不小的影响。
在报刊所形成的传播空间中，诗家也在写作上产生了明确的读者意识，可分三种情况。一是诗家投稿时其拟想的第一读者，即报刊的编辑人员，投诗者多在诗题中请其郢政诗作;二是诗家在诗歌文本中所表露出的自我推介意识，自然也指向其对报刊面向公众发行的心中有数;三是以报刊为媒介所产生的隔空唱和与以诗代柬，诗家明确指明为谁而作，读者意识也是十分明确。
报章杂志对旧体诗的另一重影响，即是其刊诗策略的变更与旧体诗所占报刊版面空间的消长。旧体诗在报刊上的版面形态，一是补白，二是专栏，前者侧重于版面的补充与美化，后者则为报纸副刊与杂志之通例。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旧体诗成为报章杂志上的常备内容。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报章杂志的刊诗策略有所转变，或全面趋新，或兼收新旧，或坚守旧诗阵营，旧体诗在报刊版面上的公共阅读空间遂处于退守状态。
报章杂志对诗作的登载，实际上构成了一种纸上的诗坛。在这种纸上诗坛中，报刊行使选家之权，实现了对诗人诗作的聚合，引导着旧诗坛风气的转换，也影响到诗家的出名方式。报刊所操诗坛选政的背后，往往是报人对诗坛主导作用的隐而不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