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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围绕着对三民主义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降日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是在争取自由民主独立的时代背景下出现的。法西斯的肆虐使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浩劫。共同反对法西斯的需要，促使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抛弃意识形态的偏见，同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携手合作，建立起世界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社会制度的不同和国家利益的考虑，又使得美苏的这种战时合作始终伴随着矛盾。美苏的离合不仅直接影响着国共两党的关系变化，也给中共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带来了复杂而微妙影响。建立反法西斯联合战线的需要，又给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独立运动带来了新的特征，它要求领导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共产党人既要区别对待法西斯国家和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又要正确对待本国的资产阶级。这种斗争的复杂性在三民主义论战中也有所体现。 三民主义论战又是在抗日战争的背景下爆发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这是近代以来中国民族危机最严重的一次，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或者是继续沉沦为彻底的殖民地，或者是摆脱被奴役的命运实现民族解放。在这个历史的关节点，哪个政党能够有效凝聚中国社会的进步力量，组织浩浩荡荡的民族解放大军，同时正确指明中国社会发展方向，它就能顺应历史潮流，得到人民的拥护和承认。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关头，各自调整政策，最终实现合作抗日。中共主动承认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国民党是以招降的心态来看待国共合作的，企图以三民主义消融共产主义。中共要求全部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以实现全面抗战，国民党则顽固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仅仅部分地实行了民族主义。国民党企图在战后继续维持其一党专政，中共则主张建立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也就是新三民主义共和国。国共两党在抗战救国问题上的分歧，使得三民主义论战的爆发不可避免。 三民主义论战的发生也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发展的必然逻辑。近代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线索就是寻找中国社会发展的出路。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初步明确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为回答中国的出路问题奠定了理论基础。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党人同西山会议派、戴季陶主义围绕三民主义展开的第一次论战，实际上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前途的争论。通过论战，共产党人加深了对三民主义的认识，在论战中获得的经验教训也为抗战时期的再次论战提供了借鉴。但这时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还没有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中国的出路问题还是没有得到真正解决。抗日战争把中国的前途命运问题严重地提了出来，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仍然是以三民主义论战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抗战时期的三民主义论战主要是在中共、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投降派之间展开。中国共产党高举孙中山的革命旗帜，既肯定三民主义的革命性，又实事求是地指出三民主义的缺陷和不足。国民党蒋介石抽去了三民主义中的民主成分和革命精神，将三民主义儒家化、法西斯主义化。汪精卫投降派则完全篡改三民主义，将其改造为降日反共的投降主义。论战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36年到1938年，主要是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相容性之争;第二阶段，从1938年到1943年，主要是真三民主义和假三民主义之争;第三阶段，从1938年到1945年，主要是新三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之争。在论战中，共产党人指出:三民主义的民生史观实质是二元论，蒋介石从民生史观所发挥的力行哲学则是彻底的唯心主义;三民主义是有机整体，蒋介石仅仅实行了部分的一民主义;三民主义渗透着民主精神，蒋介石则顽固坚持一党专政和训政之治;三民主义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国民党一大宣言将三民主义从旧三民主义阶段发展到新三民主义阶段;孙中山的"毕其功于一役"反映了孙中山的主观社会主义思想，但其在主观愿望上是革命的，叶青鼓吹"一次革命论"则是恶意的;三民主义不能取代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和三民主义是相容的，是好朋友，但又有着差异性，共产主义优越于三民主义，三民主义需要共产主义的帮助;三大政策是实现三民主义的基本方法，是三民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是否实行三大政策是真假三民主义的区别所在。 三民主义论战显现了共产党人树立起自己革命理论旗帜的重要性。这面旗帜就是新民主主义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在三民主义论战中得到系统展开。共产党人正确区分了共产主义制度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两个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概念，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理论主题，系统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任务、动力、前途以及革命战略等一系列问题，并初步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新民主主义理论既承继了孙中山的珍贵遗产，又超越了三民主义。共产党人秉承孙中山致力于强国富民的价值取向，认同孙中山对世界发展大势的基本判断，吸取孙中山革命纲领中的积极因素，借鉴孙中山的革命经验。共产党人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三民主义的，汲取了三民主义精华的新民主主义理论超越了孙中山对待资本主义的矛盾态度，超越了孙中山对待人民群众的矛盾态度，也超越了孙中山对待中西方文化的矛盾态度。论战又给新民主主义理论打上了历史的烙印。新民主主义理论的不完善，以及它的时限性和易变性，都与三民主义论战有着一定的联系。 三民主义论战受到诸多社会因素制约，这些因素同时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也有所反映。其一，社会心理。中共根据国人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及时调整对三民主义的理解和论说的框架。由在三民主义的框架下阐述中共的抗战建国主张，到以新民主主义为主体来论说三民主义;由强调中共主张同三民主义的一致性，到突出共产主义同三民主义的差异性，到强调新民主主义优越于三民主义;由主张建立国民党为领导的议会制共和国，到突出"非少数人所得而私"、"节制资本"和"耕者有其田"，到直接提出建立联合政府。同时，中共还注意到了人们更为珍视本民族传统的社会心理。民族危亡之际，任何背离民族优秀传统的倾向都会为人们所不满。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成为新积淀的传统。共产党人以其对三民主义的态度表明了对待传统的立场。这就是既取其精华，又去其糟粕。共产党人才是民族传统的真正继承者。 其二，中间势力。中间势力在抗战时期崛起，成为举足轻重的一个力量。它游离子国共两党之外，在政治立场上表现了极大的动摇性。政治上走向成熟的中共高度重视中间势力，并把对中间势力的争取反映到三民主义论战中。民主是中间势力的基本主张。他们反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要求实行宪政。共产党人指出要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要实行孙中山所说的“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原则。新民主主义政权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共和国，资产阶级在其中占有一席之地，照顾了中间势力的政治要求。中间势力希望能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对国民党官僚垄断资本的膨胀极为不满。中共借对孙中山"节制资本"主张的阐述，肯定发展"不操纵国民生计"的私人资本的必要性，同时强调决不能让少数资本家少数地主"操纵国民生计"。中间势力的经济利益得到了满足。 其三，国外势力。美国在战争中逐渐介入中国政局，对国民党的腐败专制有所批评。美国政府中一部分人对中共表现了友好态度。中共抓住了这个机遇，积极与美国建立联系，争取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中共有意识地把孙中山的民权主义与美国的民主制度相联系，强调国民党的独裁制与美国民主制度相对立，以美国的影响向国民党施加压力，要求国民党开放政权;同时赋予孙中山"联合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新的含义，在以苏联为主要外交对象的同时，表达了联合美国的愿望。中共肯定孙中山引进外资发展工业的观点，表达了战后引进美国资金技术的意向。相较于美国，共产国际和苏联同中共的关系更为密切。共产国际和苏联帮助和支持了中共肯定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政策转变，但其"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观点也起了不好的作用，使党内一部分同志产生了忽视争夺领导权的糊涂思想。中共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了同苏联的一致性，肯定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肯定最终要建立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奋斗目标。另一方面，中共又坚持自身的独立性，同苏联保持了的一定距离，强调中国的国情不同于苏联，中国现实需要的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社会主义则是将来的事。 三民主义论战实质是争夺政治领导权。中共坚持独立自主原则，既承认三民主义为统一战线政治基础，同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既以三民主义为武器同国民党的反动倾向进行坚决的斗争，又努力争取广大群众的支持。在这场论战中中共掌握了政治领导权，中间势力逐渐向中共靠拢。论战的最终结果是中共成为人心所向，蒋介石政权渐失人心，汪精卫则身败名裂。我党在理论上还获得了丰硕成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更为重要的是，在论战中党的先进性得到了充分彰显:只有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才能成为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先锋队，才能成为中华民族振兴的坚强核心;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最具有理论上的先进性，毛泽东思想是党树立的伟大旗帜，是指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的光辉旗帜。这为中国共产党迅速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