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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以来，立宪经济学或者说立宪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独特的学术流派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的逻辑起点在于，效用是一个主观的概念，不能够在人与人之间进行比较;如果只有个人偏好是有价值的，那么就不存在一个独立于个人偏好之外的社会偏好。这样看来，新古典福利经济学所精心构建的社会福利函数显然并不恰当，因为它寻求的是一种能够评估独立于选择过程的社会结果的标准，因此，立宪经济学认为需要评估的并不是这种结果而是产生这种结果的过程或者说是规则。简而言之，新古典经济学关注的是约束内的选择，而立宪经济学关注的是对于约束的选择。 对于这个新政治经济学中的前沿性课题，国内的跟踪研究也越来越多。但是注意到，国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规范理论，对实证理论的研究显得相对滞后。其实，在立宪经济学发展的早期，也是规范理论为主，这种理论研究的失衡早就引起了一些学者的关注，因为单纯的规范分析无法对于现实世界的制度结构进行直接地考察和比较，其对于现实制度结构的作用就值得怀疑。但是近十年来，实证理论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本文试图全面总结这个领域内的文献，并对其作出评估。本文的机构安排如下:首先简要介绍立宪经济学的内涵和外延，然后总结了实证立宪政治经济学的主要研究成果，并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做出了评估，最后指出其对于经济学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 第一章论述了立宪经济学的理论渊源、内核以及广义狭义之分和规范实证之分。立宪经济学至少与两个智力传统紧密相连，一个是契约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特别是当代契约主义政治哲学家罗尔斯则的正义理论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另一个值得提到的是威克塞尔，他提出的改进集体选择规则的效率标准，即一致同意检验的假说，这与契约主义政治哲学传统相结合，成为规范立宪经济学的基石。立宪经济学作为一个研究纲领，其硬核在于个人主义和理性选择。前者有两层涵义，第一是将个人选择作为基本的分析单位的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但是这一内核对于立宪经济学的重要意义在于另外一个假定，即价值的最终源泉要唯一地归结到个人身上;对于理性选择，立宪经济学强调了每个人都可以做出与其自己的独立的评价标准一致的理性选择，而不需要某种外部观察者进行客观的度量，并且这种理性选择可以扩展到对于规则的选择。 广义地说，立宪经济学就可以被视为分析一系列规则约束的一种方法。早期的立宪经济学的工作主要集中在构建一个规范契约立宪经济学的框架，试图说明单个规则或者整个规则系统的合理性，而实证理论则是要说明这些程序和规则是如何产生，又是如何演化的，以及不同的立宪规则对于经济的影响。 第二章总结并评述了有关宪法产生和变迁的理论。布坎南的规范理论是通过对当事人的信息状态作特定的假定来论证缔结宪法契约的合理性的。海克森和梅兹尔批评并修正了布坎南的理论，他们认为宪法的实证理论不能够仅仅局限于合作所带来的共同利益，也要看到宪法是产生于制定者对于不同的契约关系进行战略性的讨价还价的过程的。而比尔德则从经济利益角度解释了宪法的制定，打破了那种宪法制定是纯粹基于政治和意识形态原则的神话，使得宪法研究回到现实主义立场上来。麦克戈尔和奥斯菲尔德对于美国宪法起草过程及批准过程中投票行为的实证研究表明经济利益在制定立宪规则上具有重要的作用。 宪法的变迁分为两种，即显性的宪法演进和隐性的宪法演进，前者是指宪法文本的变化，通常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出现，德莱克斯和普里查德发展出了一个宪法修正过程的实证理论，他们的研究表明，组织的维持成本以及预期的反对力量的时机选择和强度是影响利益集团在宪法修改和普通法律修改之间进行选择的关键变量;后者是通过对宪法文本进行修正的解释而实现的，沃尔特分析了司法机构在发动宪法演变过程中所受到的限制。而特拉特则认为那些交易成本比较高的宪法规则比较难为民众理解，立法机构可能利用这一点来打破这些规则。 第三章总结并评述了有关政治权力分离的文献。政治权力分离被认为是解决政治学两难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其内涵十分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比如传统理论将其分为水平分离和垂直分离，前者如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的分离，而联邦制度则被认为是垂直分离的代表。皮尔逊，罗兰和塔贝雷尼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分析了西方政治制度中三权分立的制度内涵，他们建立的模型表明由于共谋策略的存在，单纯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之间利益的冲突并不足以减少均衡时的租金，要控制政策制定者必须通过设计特定的决策过程才实现。而布伦南和哈姆林却用一个垄断模型的类比表明了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的分离会产生外部性，因而会减少政府的租金和选民的剩余。 针对司法机构独立性的意义，兰德斯和波斯纳提出了一个假说，认为独立的司法机构会为立法机构与利益集团订立长期合同提供基础，因而对利益集团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麦克宾斯和施瓦兹则认为司法机构的独立性有助于政治委托人控制官僚机构。现实世界中还存在司法机构不独立的例子，从这一点出发，拉姆塞耶发展出了一个比较司法独立性的理论，他认为长期中选举结果的分布，和对于民主选举延续性的预期会影响一国司法机构独立性的程度。 虽然大部分国家的宪法都归定了司法机构的独立地位，但是他们在诠释法律时所拥有的自由裁量权各不相同，库特和金斯伯格提出一个假说，他们认为司法机构和立法机构都有自己的政治偏好，立法机构根据自己的政治偏好制定法律，而司法机构也可以通过行使法律诠释权来实现自己的偏好，但是，当司法机构的偏好和立法机构的偏好发生冲突时，立法机构就可以通过制定新的法律来否定司法机构的诠释，因此，如果这个否定出现的可能性越大，司法机构就越不会冒风险来惹怒立法机构。 针对两院立法制，布坎南和塔洛克进行的先驱性探索。他们认为单一议会的弊病在于仅过四分之一的选民就有可能控制这个议会，因此，如果这些少数选民利用这些控制权通过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其他人的提案时，无疑会造成巨大的外部成本。米勒和哈蒙德，以及勒沃姆的研究则把两院制与投票循环联系了起来，分析了其制度逻辑。 对于联邦制度的自我实施性，温加斯特运用了一个博弈模型说明了只有历史进程形成了对于国家行为限制的共识后，联邦制度才获得了自我实施的性质。 第四部分总结并评估了有关立宪规则和经济绩效的关系的文献。埃斯特认为宪法是一种预先承诺机制，普里沃斯基和莱蒙齐对有关民主制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文献作了一个全面的综述，他们认为这两者的关系仍然是极其模糊的，政治制度并不是能够有效地解释经济增长的一个变量。 费尔德和萨维兹则研究了民主的组织形式与经济绩效的关系，他们对瑞士的研究表明财政决策方式为直接民主制的州的GDP要比那些实行代议民主制的州的GDP高。而奈科和基伏，以及德哈恩和斯特姆则实证检验了政治经济自由与经济增长大关系，他们发现这种关系是弱正相关的。 第五部分说明了实证立宪政治经济学对于经济学以及我国的意义，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研究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