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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任是社会的“润滑剂”，也是任何一个社会存在的前提。可以说，没有起码的信任，人们的生活必将无法继续，社会也将无法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 所谓信任，是个人对对方未来善意行动的一种信心，以及据此采取的相应的行动。毫无疑问，任何信任都是个人发出的信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信任仅仅只是一种个人现象。人是社会性的动物，每一个人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分散的个体存在。所有的人都是生活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之中，其行动必然受到社会结构的影响。信任也不例外。信任作为个人的一种社会行动，自然也要受到社会因素的影响，具有某种社会属性。因此，信任不仅是一种个人现象，同时也是一种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就某个社会而言，信任总是“镶嵌”在特定的社会结构之中，带有某种结构特点——信任结构。 正是这种信任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有的社会信任水平普遍较高，而有的社会信任普遍较低。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个社会的信任水平是恒定的，高的社会永远都高，低的社会永远都低。事实上，就像社会结构一样，信任结构也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变化的。中国社会的信任结构亦是如此。 众所周知，传统中国本质上是一个家族主义的社会。家族主义是传统中国社会结构的核心特点。是家族或家庭而不是个人，构成了社会的最小也是最基本的单位。这种社会结构带来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信任结构的家族主义，即一种“家族主义信任”或“家族信任”。所谓家族主义信任，不是说中国人只信任家族成员，并对家族以外成员普遍不信任，而是说中国人的信任是以家族为中心或重心，并且可以向外无限扩展、以致包括家族以外的所有成员。其原因在于，家族主义除了重家族或家庭之外，也非常重伦理。可以说，在传统中国，中国人完全是以伦理来组织社会。所以，家族主义的社会也可称为“伦理本位”（梁漱溟语）的社会。虽然伦理关系最初都是始于家族或家庭，但并不止于家族或家庭。是关系，皆是伦理。伦理关系是一种情谊关系，强调彼此之间相互的责任义务。伦理关系的核心就是“互以对方为重”，处处为对方着想，念念以对方为重，这样人们彼此之间自然就会容易建立的信任，而且是一种基于情谊关系的“深厚的感性信任”。所以，传统中国社会应是一个深厚信任或高度信任的社会，是一个信任资源极其丰富的社会。也就是说，中国社会并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低信任度的社会。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的加速转型，中国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变，即不断从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家庭或家族的功能开始日益衰落，逐渐失去原有的组织社会的作用。家庭或家族对于个人的束缚开始变得日益松弛，个人开始逐渐走出家庭，走出家族，进而走向社会。个人可以绕开家庭和家族直接“触摸”社会，使得个人有了更大的自由，个性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于是，家族主义逐渐走向没落，个人主义开始日益凸显。中国社会结构的这一转型必然引起信任结构的转型，即从家族主义信任向个人主义信任转型。个人主义信任是以个人为本位，是一种基于工具关系的“肤浅的理性信任”。这种信任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最大限度的个人利益，所以极易遭到破坏。信任的任何一方利益受损都有可能导致的信任关系的破裂。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社会的信任水平自然而然也就开始下降了。因此，本文认为当前中国社会信任问题实质上是一个信任水平不断下降的问题，而非传统信任资源不足的问题;是一个新近出现的问题，而非古已有之的问题。 既然是信任下降的问题，那么也就不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独有现象。因为根据《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不同程度的信任下降问题。那么，为何世界社会普遍存在信任下降问题呢？其根本原因在于，现代性的全球化。 事实上，不仅中国正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而且世界各国都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只是程度不同而已。现代社会是一个高度分工的社会。这种高度的社会分工必然引起社会的高度分化和高度异质。在这种社会中，社会复杂程度势必大大增加，社会不确定性势必大大增强。不确定性是一切风险存在的根源。高度的社会不确定性必然带来高度的社会风险。因此，现代社会也被一些当代理论家称为“风险社会”。所谓风险，是指一种未来可能发生的危险或伤害。所以风险越大，信任失败的可能就会越大，遭受信任带来损失的可能就会越大。这样，人们面对信任势必就会变得更加谨慎，不会轻易付出信任，所以现代社会的信任水平自然也就开始下降了。在现代社会中，信任日益成为的一种“稀缺资源”，也变成了“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信任问题应是一种现代现象，是现代性的一个“意外结果”。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亦是如此。 当前中国社会的加速转型，使得传统性因素不断消解，现代性因素不断生成，从而导致信任水平的不断下降，于是才会出现信任问题。所以从根本上说，当前中国社会的信任问题是一个现代问题。面对信任下降问题，必须采取措施加以遏制，以免陷入更为严重的“信任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