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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通过对广州市住房状况的千户问卷抽样调查，围绕城市住房分层现状和住房分层机制两个主题，对市场化转型后城市住房分层的现状进行了研究，并揭示了城市住房分层的主要机制，回应了市场转型的学术论争。 论文主体部分主要由住房分层现状分析和住房分层机制分析两大部分组成。在住房分层现状分析中，笔者以住房产权的有无、住房产权的数量及来源为分层标准，将潜在类别分析模型估计的五大潜在类别进行分析，将城市居民分为五大阶层:多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和无产权房阶层。城市住房五大阶层的阶层地位由低到高依次为无产权房阶层、福利性产权房阶层、商品性产权房阶层、继承性产权房阶层和多产权房阶层。笔者进一步研究发现，专业与科研人员、个体工商户、中高级管理人员的住房阶层地位较高，而技术工人和体力劳动者的住房阶层地位最低且低于平均水平;住房五大阶层中住房阶层地位越高的居民其受教育程度也越高;多产权房阶层主要是高收入群体，而无产权房阶层主要是低收入群体。总体上看，城市居民社会经济地位越高，其住房阶层地位也越高。概而言之，社会阶层不同，住房阶层也不同，住房分层基本上与社会分层结构上是一致的，反映了目前阶层分化的基本态势。 在住房分层机制分析中，笔者在回顾及综述了相关理论及研究后，针对由市场转型论引发的学术争议，从国家、市场和社会行动者三个方面建构了分析住房分层机制的基本框架，提出了住房分层机制的五个命题十二个假设。在此基础上，笔者为了克服住房分层机制的内生性问题，去掉选择性偏误，以获得变量的一致性系数估计，使用了内生性转换模型对十二个假设进行了逐一检验，并对居民自我选择对住房分层的效应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本研究的基本结论是:城市住房分层主要是由国家权力机制、市场机制和居民自我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 首先，城市住房分层是权力机制作用的结果，是国家住房政策运行的结果。住房政策就是一条条的分配红线，它左右着住房分层的逻辑，红线内外决定着完全不同的住房分层机制。这些住房政策导致的结果是:城市精英获得了更多的住房利益。研究结果显示，住房改革的受益者基本是那些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高的人，以及那些体制内单位职工。其次，住房分层是市场机制作用的结果。市场机制的引入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住房分层机制。住房货币化改革后，单位不再为居民个人提供住房，个人必须从市场购买住房。这意味着城市居民买房依据的是个人的经济能力和融资能力。研究结果显示，经济能力和融资能力强的城市居民住房阶层地位更高。总体上看，住房体制改革后，社会分层的权力机制得到延续，而市场化机制也同时并行地增长着，住房分层机制呈现出双重分层体系。 国家住房政策和市场力量对城市居民的住房分层均产生重要影响。而在那些能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而获得廉价的优质房改房的城市居民，往往政治资本和人力资本较高，经济能力较强，有能力在市场上购置第二套或更多的住房。也就是说，国家权力机制中获利的阶层，在市场机制中也能获利。这时，国家与市场对这部分居民的住房分层起着双向强化作用;而那些在住房改革过程中由于国家政策而未能获得住房的城市居民，往往单位效益差，经济能力也较低，通过市场途径满足自己住房需求的能力有限。也就是说，权力机制中被忽略、失利的阶层在市场机制中也会处于很不利的地位。这时，国家与市场对这部分居民的住房分层起着双向弱化作用。 第三，城市居民自我选择购房或不购房对住房分层的作用显著。实证表明，在1998年之前的体制内，能力强的人倾向于不购房。不购房者如果购房，其住房阶层地位反而会下降;而在1998年之前的体制外和1998年以后，能力强的人倾向于购房。购房者如果不购房，其住房阶层地位会下降。也就是说，在1998年后，那些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实际购房时，其住房地位才会更高，如果不购房，其住房地位也不显著更高。由此，笔者认为，住房分层机制中的权力机制与市场机制是影响住房分层的结构因素，政治资本与人力资本的高低是住房分层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一般而言，只有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高的居民选择购房时，人力资本或政治资本对住房分层才会产生显著影响，如果不购房，人力资本与政治资本对住房分层并不会产生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