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公木是我国当代文学史上著名诗人、学者、教育家。自20世纪30年代初期登上诗坛以来，他以民主、自由的思想融入时代进步的大潮，并积极地评价历史、审视时代、观照社会。作为革命战士、诗人、左翼文学的先驱，公木始终处在社会发展风口浪尖，他的个人体验与历史的变迁紧密相连，这就使他的诗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诗人的一生几多风雨几多坎坷，这些个人体验不断的激发着诗人的创作欲望，同时又潜移默化的影响着诗人的创作风格。本文主要从个人经历和社会变革对创作所产生影响的角度，围绕公木诗歌创作风格的演变过程展开。
公木是一位既融入历史又真实评价历史的诗人，他的诗歌充满了时代的激情和来自于真实生活的感动。他用诗歌向人们传达对民主、自由、真理等真善美的追求和对剥削、压迫、欺骗等假恶丑的批判。激情与真诚是公木人性的本真，也是公木诗歌的审美风尚。公木20世纪30年代登上中国诗坛，其创作受到“五四”新诗运动的影响，同时，他主张“旧瓶装新酒、诗歌大众化”，在创作中积极借鉴中国传统民歌，在诗歌的题材和形式上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公木在学生时代就受到革命文学的熏陶，并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这些早年经历为其诗歌艺术涂上了鲜明的底色。1938年公木来到革命根据地延安，在这里他不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战士，而且结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同伴、朋友。尤其与朝鲜族作曲家郑律成的相识大大促进了公木歌诗的创作。1940年萧三赠送的《草叶集》又使公木直接受惠特曼的影响，在诗歌创作中大量运用长排比句抒情。公木的早期创作呈现形式多样化的特点，而诗歌中所表现的激情和真诚，抒发的民族情怀和革命情怀则是作品共同的情感基调。
50年代中期，公木一改原有的诗风，由雄壮的歌唱转为深刻的批判，创作了一批内容涉及广泛、现实针对性很强的诗歌作品。这种理性的讽刺诗风的呈现是因为，随着社会历史的变迁和个人阅历的积累，诗人开始从人文主义的视角、用民主政治和自由个性的标准审视社会。而批判的目的既不像早期讽刺诗的创作是一种新创作领域的探索，更不是单纯的冷嘲热讽，而是为了治病救人、警示世人。这恰恰反映了公木作为文人的一种社会责任感，是诗人对生活的热爱，对事业的关心，对人民的责任。从激情走向理性，既是诗人对当代政治的反思，也是对其人生的整体感受。
70年代末80初，中华民族经历了抗日、内战、“文化大革命”等的一次次动荡与浩劫终于走入了新的时代。然而此时的公木已经年近古稀，回首走过的悲喜交加的大半人生，回顾中华民族的坎坷历史，诗人不禁开始对于社会历史和个人经历反思。反思的结果不是失望，不是愤怒，而是深刻。诗人所探讨的不再是关于现实社会的个人体验，而是关于宇宙人生本体意义的探询。其后期诗歌创作在原有的激情和真诚的基础上，融入更多的哲理，而成为智慧的表述。然而，或许是诗人的思想过于深刻并且急于表达的缘故，后期诗歌创作往往更注重诗的内蕴而忽略了对诗歌语言等的艺术加工，因而缺乏如前期作品那样感人至深的力量。
从激情走向理性，从理性走向智慧，是公木诗歌创作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是诗人个人经历与社会历史变迁共同作用下的必然结果。然而，激情的歌颂也好、理性的批判也罢，诗人的创作初衷始终不渝，那就是对社会的责任感，对国家、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以及对于真理的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