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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现象是现代化过程中农民分化的结果，既是经济现象，也是社会现象，更是政治现象。从新中国成立后的城乡二元结构到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从农民到农民工再到市民的转变，这些都反映了经济社会中与政治有关的、带有必然性和规律性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一般演进与变迁。随着农民正常的社会流动，以及农民工这一社会阶层社会地位的上升和变化，必然在社会政治中引起一系列利益关系的重大调整，农民工这一特殊阶层其政治上的诉求亦必然呼声日高。
现代化不仅仅是经济上的现代化，而且还包括政治上的现代化，二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农民工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个政治问题。农民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的身份，使其政治参与情况不同于一般市民。本文则想从政治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农民工这一问题，通过“经济问题政治分析”的途径来探究城市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的政治参与问题。并试图以管窥豹，通过对农民工这一群体政治参与情况的探究，揭示这一群体的政治生活状况，更清楚地了解农民工的政治参与现状，帮助农民工更好地维护自己的政治权利，促进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城市化过程中社会结构的合理转型、持久的社会政治稳定和全新政治文化的培育。
本文研究发现，农民工的政治参与情况不容乐观。他们的政治参与和其生存状态一样，被深深地打上了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烙印，处于政治参与的边缘状态。这种边缘状况是指，“农村是农民工的户口所在地，村民自治和村委会选举是农民参政的主要渠道，但是他们由于远离家乡，信息不通，参与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并不高；城市是农民工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与农民工的利益有着密切的关联，农民工希望能够参与城市的管理，表达和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由于户籍的羁绊导致他们又不能很好地行使自己的政治权利”。
总的来说，农民工群体仍然长期游离于政治生活之外，导致在他们的利益诉求得不到回应和保障。一是农民工的选举权利被边缘化。大多数农民工在就业城市没有行使过选举权。现行的选举制度与户籍制度是直接联系的，按现行的选举法及相关法规规定，农民工难以在就业地参与所居住社区的选举，只能回原户口所在地参加选举。由于回乡参加选举的成本过高，而且选举结果与自身利益关系不大，农民工基本选择放弃选举权利。二是工会组织缺位或虚置，农民工党员长期游离于党团组织之外，缺乏正常的组织生活，党员教育、党员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无法开展，党员作用难以发挥。三是不能参与社会管理。由于户籍限制，农民工被排斥在社区组织、社区活动、社区管理之外，难以融入城市社区生活，农民工的利益诉求难以在城市公共政策的制订中得到充分反映，在这种情况下，城市社会的管理就很难得到农民工群众的支持，社会矛盾也就不可避免。
政治参与是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实现政治权利的重要方式。农民工是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对社会发展进程至关重要。对此，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并积极解决农民工在政治参与过程中面临的问题。
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农民工有序政治参与的观点，主要包含以下几点主张：一、在制度层面，逐步有序地改革户籍制度，将农民工从户籍的羁绊中解脱出来；赋予农民工选举资格，完善选举登记制度；二、在社会文化层面上，提升农民工的公民意识，发挥好网络和公共舆论机制；三、在管理层面上，增强农民工政治参与能力，完善维权法规，加强文化教育水平，构建农民工社区参与开放平台；四、在组织体制方面，发挥工会和党的组织优势，把政治参与纳入政治体系的组织架构之内，健全工会组织，创新党建工作方式，发挥党的利益整合功能。
农民工政治参与的有序推进，既离不开社会层面的组织建构和发展，也离不开国家层面的制度创新和供给。在国家与社会之间还要构建起必要的组织联系，并辅之以健全的法制保障，唯有如此，才能形成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机制，以制度化的方式保证农民工政治参与的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积极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