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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期以后，中国农村的治理体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新的村民自治制度开始在全国展开。这种新的村民自治制度不仅与原来的“公社制度”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与“村公所制度”也有根本的区别。“公社制度”可以说是村庄治理的极权管理时代，“村公所制度”可以说是村庄治理的集权管理时代。在两种体制下，自上而下的权力控制渗透在村庄生活的各个方面，民族间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处于某种隐蔽状态。新的村民自治制度以权力的自下而上和管理过程的民主为重要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村庄生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松绑”，原来处于隐蔽状态的民族矛盾和问题在村民自治制度提供的这个自由平台上展现出来。
村民自治制度下，村庄研究的逻辑大多从村治主体、村治过程和村治内容三个方面进行考察，本文也依例采用这种方法。村民自治制度施行后，极边村的民族问题在三个方面均有表现。具体来说，在村治主体中，傈僳族的受教育水平普遍低于汉族，村民自治制度要求的较强的政治参与能力，因受教育水平影响而难以实现，导致因利益表达困难而影响利益实现，从而产生一些新的民族问题。在干部比例、党员人数、村庄精英的民族分布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干部比例与人口比例不相适应、汉族党员和精英人数多于傈僳族，造成干部间的无序竞争和民族间动员能力的差别，加上一些不规范行为的存在，使得民族问题易于产生。在以选举、管理和监督为内容的村治过程中，以傈僳族村民为主表现出的以民族成分决定候选人、选举中易受外界因素影响和低政治参与度，不仅扭曲了村民自治制度的目标，而且这些过程中的民族偏向影响了民族关系的和谐发展。在村治内容中，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因资源分配不均，产业项目、扶贫对象、社保落实有民族偏向而导致的民族问题，其实质是民族间的利益之争。二是在计划生育工作和新农村建设过程中，傈僳族村民在思想认识和工作节奏上都普遍落后于汉族，导致这两项工作在民族间形成明显的差距，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一定会因为发展差距滋生新的民族问题。三是由于政策宣传不到位、民族间缺乏了解产生的各种民族间的误会，并因此产生的一些民族问题。四是因边境贸易冲突而产生的民族问题，此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不仅影响边民的生活，而且会影响到中缅两国的“胞波友谊”。
要解决这些民族问题，必须在思想上引起高度重视，利用村民自治制度提供的平台，合理培育各方力量，规范村治中的行为，形成在村民自治的框架内合理有序竞争、民族关系和谐的良好局面。具体来说，在村治主体中，要加大民族村庄教育投入，采用双语教学等多种途径着重提高傈僳族村民的受教育水平，为其政治参与奠定基础；要建立与人口比例相适应的干部比例、大力发展傈僳族党员，发挥村支书在发展党员中的作用；规范汉族精英的行为，以现有的傈僳族“艺术精英”为突破口，培育傈僳族精英。通过这些措施，使极边村的村治主体在人数、能力、水平上趋于一致，逐渐消除由此产生的民族问题。在村治过程中，要培养以能力、品质作为选举中确定候选人的标准，消除以民族身份划线的情况；通过广播、板报等多种形式实现主导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提高以傈僳族为主的决策、管理和监督水平。在村治内容中，要协调好利益关系，利用股份制等形式合理调配民族间的资源分布，产业、社保和扶贫项目要适当照顾到汉族，化解由此产生的民族矛盾；以先进作为典型，积极宣传计划生育和新农村建设政策，提高傈僳族在这两方面的认识和工作的积极性。采用多种媒体，举办民族文化节、建立民族文化长廊宣传党的民族理论和政策，加深傈僳族和汉族的理解，避免民族误解，化解民族矛盾。及时汇报边境贸易中的问题，举办中缅“胞波文化友谊联欢活动”，让党和政府“睦邻、安邻、富邻”的外交政策落到实处。
化解村庄治理过程中的民族问题，不仅利于民族关系的和谐，而且有利于在村民自治制度功能的正常发挥，并依靠村民自治制度保障民族关系的长期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