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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和意蕴，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活。在西方历史上，当市场经济逐步解构并最终战胜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确立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地位时，市民社会也随之得以发展、壮大，逐步摆脱政治国家的宰制获得自己的活动领地，并最终强大到可以制衡政治国家的地步。在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我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巨大变迁，国家与社会的同构状态开始瓦解，社会开始从政治国家的笼罩下逐步获得解放，社会自由活动空间和自由流动资源的出现，使得社会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凸显，从而具备了像西方一样建构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的一系列可能性条件。事实上，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完善，呼吁一个从国家机体中脱离出来、具有一定自治和管理能力的市民社会，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也以市场经济为基础，已然悄悄兴起。
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市民社会作为一种历史现象，绝对不是一种自然的和不变的东西，因而也没有一致的共同模式，而只能是具有特质的社会现象。而且，当代市民社会概念的内涵同古希腊、罗马，黑格尔、马克思所指称“市民社会”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决不能用西方的市民社会观来审视中国当下在市民社会的培育。
由于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封建传统的国家，自周秦以来就建立了基于血缘关系的家族宗法制度为基础、以“村社”为原子、以政治国家集权专制为根本的一元社会结构。在这一社会结构之中，封建国家不仅成为社会的统治者，而且完全取代了社会，使社会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中国数千年的历史发展长河中还沉积下来一些“基因潜质”，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它内化到中华民族的心理结构之中，在更深层面上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所以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以国家极强、社会极弱、国家全面渗透和控制社会生活为特征的，同时又是一个分化程度较低、分化速度较慢、典型的准身份社会。再加上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一直未能形成西方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正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并未有过真正的市民社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和中国的历史传统使得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建构过程与西方有着巨大的差异，所以，我们在运用这一话语时，必须要关照中国的历史与现实，强调中西差异，对其加以适当的选择和改造，主张把生成市民社会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来探讨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特殊问题。
在构建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中，最需要强调的重要部分就是市民社会的组成部分——人。人这一个体主体是构成市民社会存在与发展的不可或缺的结构性基础，是市民社会一切活动的核心要素。但是中国市民社会中的“市民”决不是仅仅指古希腊罗马时期和城市并进而与文明联系在一起的城民，也不是中世纪处在城堡周围的城镇中的商人、有产者、自由民，同样也不是黑格尔、马克思的和资本主义社会联系在一起在资产阶级，而是强调了中国的特殊国情，如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市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的领导者和建设者而非剥削者，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不应该也不能够被排除在“市民”的范围之外，中国独特在历史文化传统等等。所以，中国的市民社会的培育有着不同于西方在路径，这其中对于塑造具有独立自由的个体主体的“市民”意识和品格更是重中之重。否则，没有市民何来市民社会?而且，我们还应该看到，无论是从历史还是从逻辑来看，市场经济、“市民社会”、和谐社会、个体主体之间都必然存在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市场经济是“市民社会”的产物，而“市民社会”的完善和发展也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由市场经济所生成并最终促使其实现的赋有鲜明个性自由与独立人格的个体主体则形成市民社会的鲜活、深厚的文化基因和价值基础，并反过来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市民社会的发育和社会的和谐。
本论文正是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指导，通过介绍市民社会理论的发展演变，立足于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考察和思考中国当代所发生的历史事实，以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民社会为主线，从市民社会与市场经济的关系着手论述了建构中国特色的市民社会的必要性，其中重点论述了当代中国建构市民社会的几个特殊性、关键性的问题，提出了型构和培育有中国特色的良性市民社会应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政策措施。最后结合当前国家提出的和谐社会的理念，梳理了和谐社会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以及强调了构建和谐社会中的核心价值观，从理论上确立了一个良性的市民社会，才能作为和谐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