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贸易政策选择在中国经济不断加快的市场化、国际化和现代化发展进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深刻影响到中国经济是否能够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贸易政策选择问题已经成为关系中国经济发展绩效的重大理论和实践课题。必须深入研究在中国长期的改革开放实践和制度变迁引领的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机制，从历史和逻辑的角度考察中国贸易政策的演进历程，探寻中国今后贸易政策选择必须遵循的原则和规律。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结构演进和贸易政策选择历史过程的实证研究表明，从总体发展过程来看，贸易政策选择是由经济结构演进内生决定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世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国内经济结构演进会产生深刻影响，进而作用于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但从长期来看，这种作用是间接的、外生的。贸易政策选择不是简单地依据世界经济形势变化而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实际上，从早期的国际贸易学说、古典国际贸易理论、新古典贸易理论，到战后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再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从经济结构的各个层面研究国际贸易政策选择问题。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政策实践也显示出一个重要的共同特征:贸易政策选择和实施是与一国的产业政策紧密融合在一起的，甚至贸易政策被直接作为产业政策运用。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在基于本国的资源禀赋结构、产业结构、市场结构、利益格局等多种因素综合选择贸易政策。同时贸易政策的选择与实施逐渐成为一国培育和加强特定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手段。 尽管从古典、新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到现代国际贸易理论，其研究视角逐渐深入到经济结构的各个领域和层面，国际贸易政策理论和各国贸易政策实践也都以结构调整和结构优化为核心，但要具体考察中国贸易政策的选择机制，还必须首先理清中国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结构演进历程。 借鉴新古典均衡经济增长理论和结构主义非均衡经济发展理论的研究方法，根据国内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融合程度，可以认为中国经济结构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开始，经历了由封闭型非均衡结构到内向型非均衡结构再到外向型非均衡结构演进的三种历史形态。 建国后优先发展重工业，快速建立了比较完整独立的民族工业化国民经济体系。在高度集权的计划体制下，政府通过行政体制直接配置资源和支配经济剩余，政府定价完全排除了市场机制。计划调拨、指令价格、票证制度等是政府强行维持低物价水平和供求平衡的常用手段。虽然通过政府直接配置资源的行政机制对经济结构的多次强制性调整可以暂时缓解经济结构的累积性严重失衡，但由于深层次的体制矛盾未能消除，合理的经济结构，特别是均衡的产业结构最终难以实现。基于经济结构的特点和基本封闭的经济自循环状态，可以将从新中国建立到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战略之前这段时期的经济结构界定为封闭型非均衡经济结构。 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到1992年确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15年间，计划体制逐渐萎缩、市场机制逐步强化。所有制结构、市场体系、价格机制、企业组织形式和经营管理模式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变化，推动中国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转变。1979-1982年和1989-1991年的两次重大结构调整也充分证明了快速运行的转轨经济的非均衡结构特征。根据这一阶段经济结构演进和对外经贸发展的特点，可以将该阶段的经济结构定义为内向型非均衡经济结构。 1992年，中国确立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经济的市场化进程加快。虽然宏观经济经过较大幅度的震荡之后逐渐进入持续稳定的增长态势，但经济增长方式亟待转变，结构调整成为长期而艰巨的战略性任务。在这一时期，产权制度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企业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同时，经济的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提高，外向型非均衡经济特征凸显。 战略性结构调整使经济结构在许多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变化集中表现为: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单一产权结构转为多元产权结构;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转为供过于求的“过剩经济”;封闭型经济结构转为开放型经济结构;二元经济结构转为多元经济结构;政企合一的企业组织结构转向现代公司法人治理结构。 制度变迁、技术进步和国际国内分工格局的变化，是推动中国经济结构演进的主要动力。中国经济结构的演进历程寓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制度变迁过程之中。中国的制度变迁是由诱致性制度变迁开始，随后以强制性制度变迁引领的交互作用过程。非国有经济的发展、国有企业的改革历程、产业结构调整以及价格“双轨制”的产生与消亡，都是在强制性制度变迁过程中实现的。 技术进步推动中国传统产业的技术改造和结构升级，促使一批新兴产业的产生与发展。技术进步还是推动产业集群化和产业梯度转移的主要动力。技术进步改变了要素禀赋结构并引起市场结构变化。 在封闭型和内向型“大国模型”中，国内分工格局对产业结构演进起基础性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开放程度的提高，要素市场和产品市场与国际市场逐渐融合，国内分工被纳入国际分工体系。因此，国际分工格局变化和世界经济结构调整对国内经济结构演进的影响正在逐步增强。 经济体制变迁与贸易体制改革以及经济结构调整与贸易政策选择是同一历史演进过程的不同方面。贸易体制内含于经济体制，贸易政策是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结构调整依靠包括贸易政策在内的经济政策手段去实现。开放经济条件下具有明显产业政策性质的贸易政策，对经济结构转型至关重要。 经济结构及其调整是不同阶段的贸易政策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政策选择和调整的基础。而产业结构及其导向是贸易政策选择的主要依据。虽然贸易政策的选择和实施对经济结构变迁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贸易政策选择作为一个决策过程，决策的依据是经济结构及其演进。贸易政策的实施对经济结构优化产生的积极作用，正是决策的动机和目标。 尽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特别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对贸易政策选择产生重大影响，但是，通过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以及贸易体制改革和贸易政策实践过程的考察，可以肯定的是，经济结构演进内生决定贸易政策选择的历史和逻辑基础是存在的。 中国在早期开放实践中参与国际竞争主要凭借的是其要素禀赋的静态比较优势，而后随着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逐渐向动态比较优势转变。这种转变是依靠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的努力而实现的。产业间的结构优化使贸易结构逐渐契合要素和产品供给的静态比较优势，而产业内的结构升级使贸易结构逐渐从静态比较优势向动态比较优势转换。源于技术进步和组织创新的产业内结构升级主要通过市场竞争实现，贸易政策也相应通过市场调节机制发挥作用。 随着中国相继加入各类国际性经济组织特别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各类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以后，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加快融合，贸易与投资领域的竞争程度不断增强并快速向经济结构的各个部分渗透。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特别是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调整变得格外迫切。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演进的“路径依赖”迫使中国必须选择更加开放的发展战略。 在中国对外开放实践过程中，国际直接投资和国际贸易具有显著的联合推动作用。中国参与国际分工的进程表现出明显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特征。中国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大体经历了两个发展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中期的初始发展阶段和90年代中期以后跨国公司进入推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高速发展的阶段。 80年代中国外资政策的成功和出口部门的发展，表明了进口替代战略的成功，同时也促使中国在90年代初开始由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工业化战略。90年代将出口导向战略实施的重点放在引进外资方面，利用外资带动出口成为开放政策的核心。外资大规模进入推动了出口的快速增长，促进了国内分工和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带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促使贸易政策由主要保护国内市场向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和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方向转变。 90年代中后期，跨国公司开始了大规模、系列化的对华战略性投资。跨国公司从全球产业布局的战略高度将对华投资融入其全球一体化生产体系。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进程，使中国国内生产开始逐步成为国际生产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国内专业化分工开始逐步发展成为国际专业化分工，使中国在整个国际分工体系中的战略地位日趋重要。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和公司内贸易拉动了中国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结构转型。 进入新世纪，贸易与投资一体化不断深化，国际分工越来越表现为产业内和产品内分工。跨国公司国际生产价值链上不同环节的专业化分工成为国际分工的主要形式。国家间的比较优势集中体现为产业链的某一特定环节上的竞争优势。国际分工利益不再仅仅取决于企业产权和产品产地，而是主要取决于参与国际分工要素的数量和质量。 经过20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在不断加快的市场化进程中，已经基本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基础和分工格局。为了迅速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国家开始从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和以具有比较优势的要素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角度，以全面融入跨国公司主导的国际分工新体系为导向，来规划贸易战略和制定贸易政策。 跨国公司的不断进入使中国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进程正在向一个新的更高级的阶段发展。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政策正在由出口导向型转变为结构调整导向型。跨国公司主导的贸易与投资一体化进程对中国经济结构和分工格局的深刻影响，也是促使政府选择更加开放和自由的贸易与投资政策的重要原因。 通过详细回顾经济结构和贸易政策协同演进的历史过程并揭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验证了中国经济结构演进是其贸易政策选择及其演变的内在依据。如果经济结构演进内生决定贸易政策选择，那么贸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应该力图实现经济结构优化，并通过优化经济结构推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因此，经济结构优化应该成为贸易政策促进贸易与宏观经济协同增长的中间变量。贸易政策选择与贸易增长之间可以是弱相关的，但贸易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存在强的正相关关系，因为它们都缘于经济结构优化。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基本证明经济结构是逐步优化的，否则宏观经济不可能保持长期持续快速发展。实证检验结果基本验证了上述推论的正确性。 沿着经济结构演进内生决定贸易政策选择的基本思路，进一步探讨今后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结构演进与贸易政策选择的互动趋势，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十一·五”计划乃至今后更长的时期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目标，是要实现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增长。在这一宏观背景下，贸易政策选择必需有利于实现内涵型可持续贸易增长，进而有利于促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转变。 尽管非均衡经济结构是一种常态，但在谋求均衡发展的过程中，为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和增强产业竞争力，贸易政策的产业政策职能会进一步强化。经济结构变迁迫使贸易政策选择必需更加重视贸易政策在推动贸易与投资一体化、内外贸一体化、外贸增长与国内供求变动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