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为实现金融稳定，各国一直在努力地完善自身的金融监管制度。金融监管结构作为金融监管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的调整和改革也自然地成为了各国提高金融稳定的努力方向之一。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很多国家都重构了金融监管结构，从1998年到2008年，有大约60%的国家进行了调整。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似乎表明以往的改革并不是十分成功。很多经济学家在反思这场金融危机时又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聚焦在了监管机构间协调的失败、中央银行流动性支持职能与金融监管的分离、宏观审慎监管的缺失等金融监管结构问题上。与之同时，各国又开启了新一轮金融监管结构的调整和改革。 频繁的调整和改革表明金融监管结构是一个长期困扰各国的重大现实问题。那么，（1）理论上，是否存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融监管结构？不同监管结构具有哪些方面的优势和不足？一国应该如何选择监管结构？（2）实践中，金融监管结构被哪些因素所影响？不同监管结构的表现如何，对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带着这些问题，本文以金融监管结构为题，采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展开了全面的探讨。寄希望为未来的金融监管结构选择提供有意义的参考，也为我国未来深化和完善金融监管架构提供一些有益的借鉴。 通过文献梳理发现，金融监管结构的理论研究一直比较滞后，并且停留在不同模式的利弊比较分析之上。本文试图从监管主体（政府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和监管客体（金融体系）两个方面提出金融监管结构的一般性理论分析框架。现实中，政府往往不会直接负责金融监管，而是选择授权给专业的金融监管机构。本文首先从效用函数出发分析了政府设立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的逻辑。分析认为：政府面临众多的社会目标和约束，需要权衡诸多纬度的利益，这易导致其在监管政策上出现“时间不一致”和专注度不够的问题，而专业金融监管机构相对于政府不仅在监管技能上存在优势，而且其受到专业同行的监督，有更强烈的激励做好监管；尤其是在复杂性任务上，专业监管机构比政府更具优势。接着，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对多边结构、层级结构和统一结构三种监管结构展开了理论分析。分析发现，在多边监管结构中，政府能够根据需要对不同的任务进行权衡和侧重，政府越在意的任务，可以给予其更大的激励强度，而专业代理监管机构也越努力；在层级结构中，政府放弃对低层级监管机构的直接控制，可使得高层级的监管机构更加努力，并使得两个机构在任务上的协同性加强；统一结构中，政府尽管能够完全地将监管责任推脱给监管机构，但会损失信息，导致任何激励都会使监管机构内部对容易出成果的任务给予更多的努力，一些复杂的任务得不到充分的重视，使得有效监管不足；政府在选择金融监管结构时，如果偏好于控制力和信息方面，则应采用多边结构，如果偏向于任务间的协调以及风险分担则应选择层级结构。最后，合理设置金融监管结构的前提是厘清监管目标或者任务，因此研究又必须回到金融监管客体，即金融本身上来。一定程度上，什么样的金融发展阶段决定了什么样的金融功能和金融结构，进而决定了监管任务，影响了金融监管结构的选择；在金融不断发展的背景下，金融监管结构也应动态地做出改变。 在理论分析之后，本文分三章实证分析了影响金融监管结构的因素和金融监管结构的影响。在具体的分析过程中，本文将金融监管结构展开为了金融监管机构集中度（监管应集中于一个超级监管机构，还是多个独立、平行的监管机构的问题）和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两个方面。 首先，在第四章分析了金融监管结构的趋势和影响因素。本章属于本文实证分析的第一个章节，故而先对主要国家的监管结构变迁做了简单梳理，以便客观认识金融监管结构的改革方向。接着，采用世界银行金融监管结构数据，量化分析监管结构趋势，发现金融监管机构整体上存在着明显的集中趋势，并且高收入国家的集中程度要高于中低收入国家。央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呈现出先下降后上升的反转，特别是08年金融危机后，各国开始有意识地强化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作用。中央银行存在剥离银行监管的趋势，低收入国家中央银行涉足银行监管的程度要显著地高于高收入国家。最后，本章对影响一国金融监管结构选择因素进行了简单的实证分析，发现政治、经济金融以及法律因素都会对金融监管架构产生影响。具体来说一国政治越不稳定、政府效率越高、国内生产产值越高、人口越小、股票市场越不发达、央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越小，则其金融监管机构的集中度越高，即采用统一监管模式可能性越大；相比于英美法系，有法国法律传统的国家更偏向于多边监管，而有德国和斯堪的那维亚法律传统的国家则偏向于集中监管。一国国内生产总值越大、通胀水平越高、银行信贷比重越大，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的可能性越小；有大陆法系传统的国家更偏向于让中央银行远离金融监管。 接着，在第五章以存款人约束为例，首次研究了金融监管结构对市场约束的影响。官方监管和市场约束作为当今金融监管中两大核心监管力量，两者既不是非此即彼，也不是完全互补的两种监管方式。市场参与者之所以有激励对金融机构实施监督，是因为自身的利益与其风险紧密联系。一旦金融官方监管力量的重构影响到了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行为，或者影响到了市场参与者的风险暴露程度，那么其监督激励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因此，本章收集了98个国家的宏观数据和对应2090家银行个体数据，采用分层线性模型首次考察了金融监管结构是否会对市场约束中的存款人约束产生影响。研究发现：存款人确实会通过存款选择途径和存款利率途径来约束银行的风险行为；金融监管机构越集中，存款人出于对监管质量的担心，加强了对银行资本充足率和盈利能力的约束，不过危机期间约束反而削弱了；央行涉足金融监管削弱了存款人对银行不良率的敏感性，并且涉足金融监管部门越多，这种削弱越强；金融监管结构安排对存款人约束的影响因银行规模而异。官方监管结构安排会对市场约束产生影响，因此在改革金融官方监管框架时，应兼顾官方监管和市场约束的协调性，不仅要降低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还应减少对市场参与者激励机制产生的不良影响。 在第六章分析了金融监管结构对银行体系稳定的影响。学界虽然对金融稳定的度量做了大量工作，但其度量方法仍然“模糊”。故而本章采用了包括监管独立性、业务准入、资本要求、银行不良率、银行危机等在内的多个指标，以求全面的分析。研究发现：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越深，金融监管机构的独立性越强。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并不会受到金融监管模式的影响，但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会导致更严格的银行参与证券活动的限制。随着金融监管机构集中度越高，对金融集团化的限制就越严格，尤其是银行拥有非金融公司和非银行金融公司拥有银行；对银行持续经营期间的资本要求也越严格，而银行业实际资本充足率越低。央行涉足银行监管会显著地削弱对银行持有非金融公司的限制，对银行存续期间的资本要求越宽松，且银行不良率显著地增加。金融监管机构越集中，爆发银行危机的可能性越高，对银行活动的限制能够减小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并且随着金融监管机构的越集中，业务准入限制对缓解银行危机的效果越明显；中央银行涉足金融监管程度与银行危机间无显著的关系。 本文最后结合前文的分析以及危机后监管理念的变化，对后危机时代金融监管架构的调整和改革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