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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年龄人口在我国人口中占比大，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供给，而其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又是个体发挥一切社会作用的基础，将二者结合起来，探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健康人力资本究竟发生何种变化，是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问题。
本文借助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自评健康，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衡量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运用年龄-时期-队列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分离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健康人力资本在年龄、时期及队列三个维度的绝对变化，并分析其在不同人群中变化趋势。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首先，劳动年龄人口BMI存在年龄及队列效应，不存在时期效应。年龄效应方面，劳动年龄人口BMI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分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40岁，BMI值从20上升至24，增幅显著，但一直处在正常体重范围;第二个阶段是40-50岁，BMI逐步突破24，达到峰值，进入超重行列。第三个阶段是50-60岁，BMI值较前一阶段有小幅回落，在24上下浮动，并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队列效应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个体BMI值逐步下降，“90后”是建国以来BMI值最低的一代。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BMI在性别及户籍方面存在队列差异。性别方面，男性的BMI值是普遍高于女性的，而且随着队列出生日期的临近，男女之间BMI值在队列维度的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户籍方面，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BMI值是普遍高于乡村人口，并且随着出生队列临近，城乡个体之间BMI差值也是先下降后上升，20世纪50-80年代出生个体中城乡BMI差异相对较小。
此外，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存在年龄及队列效应，不存在时期效应。年龄效应方面，其负向显著，青年时期的自评健康水平要高于中年。队列效应方面，较早出生的个体其队列效应反而较大，自评健康水平最高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个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呈三阶梯式下降，每一阶段大致持续10年，20世纪末期出生队列的自评健康水平最低。
最后，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在婚姻及户籍方面存在队列差异。婚姻方面，在婚的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未在婚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且在婚与未在婚个体之间自评健康的队列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户籍方面，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比乡村人口要高，且城乡个体之间自评健康水平队列差异先缩小后扩大，20世纪50-80年代城乡自评健康水平队列差异相对较小。
本文借助体质指数(Body Mass Index，BMI)和自评健康，从客观和主观两个维度衡量健康人力资本水平，运用年龄-时期-队列分析(Age-Period-Cohort Analysis)，分离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健康人力资本在年龄、时期及队列三个维度的绝对变化，并分析其在不同人群中变化趋势。本文得到的结论如下:首先，劳动年龄人口BMI存在年龄及队列效应，不存在时期效应。年龄效应方面，劳动年龄人口BMI随年龄增长呈倒U型分布，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6-40岁，BMI值从20上升至24，增幅显著，但一直处在正常体重范围;第二个阶段是40-50岁，BMI逐步突破24，达到峰值，进入超重行列。第三个阶段是50-60岁，BMI值较前一阶段有小幅回落，在24上下浮动，并维持在相对稳定水平。队列效应方面，20世纪60年代中后期以后出生的个体BMI值逐步下降，“90后”是建国以来BMI值最低的一代。
其次，劳动年龄人口BMI在性别及户籍方面存在队列差异。性别方面，男性的BMI值是普遍高于女性的，而且随着队列出生日期的临近，男女之间BMI值在队列维度的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户籍方面，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BMI值是普遍高于乡村人口，并且随着出生队列临近，城乡个体之间BMI差值也是先下降后上升，20世纪50-80年代出生个体中城乡BMI差异相对较小。
此外，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存在年龄及队列效应，不存在时期效应。年龄效应方面，其负向显著，青年时期的自评健康水平要高于中年。队列效应方面，较早出生的个体其队列效应反而较大，自评健康水平最高的是20世纪50-60年代出生的个体，20世纪70年代以后出生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呈三阶梯式下降，每一阶段大致持续10年，20世纪末期出生队列的自评健康水平最低。
最后，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在婚姻及户籍方面存在队列差异。婚姻方面，在婚的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高于未在婚个体的自评健康水平，且在婚与未在婚个体之间自评健康的队列差异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户籍方面，城市的劳动年龄人口自评健康水平比乡村人口要高，且城乡个体之间自评健康水平队列差异先缩小后扩大，20世纪50-80年代城乡自评健康水平队列差异相对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