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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在研究近代中国留日学生问题的众多成果中,有关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研究的甚少。笔者不揣浅陋,拟就该问题进行较为深入的探讨,以期梳理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产生、发展、演变及其在中日关系中的作用,深化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和中日关系史研究,为当前的中日教育文化交流提供有意义的借鉴和启示。
笔者利用在东京大学留学的机会,搜集了不少的有关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原始资料,以实证研究为原则,运用历史学、教育学、国际关系学等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依据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的接受、教育及管理政策的变化,将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分为明治未期、大正时期、昭和初期(上、下)四大阶段进行阐述。
明治末期,随着留日热潮的兴起,接受中国留日学生问题曾在日本政府内部引起争议,最终积极接受的主张占据上风。但留日学生人数过多,接受态度不一,教育条件的相对不足及担心留日学生成为潜在的威胁等原因,导致日本政府采取引导留学生接受速成教育、较少提供留学教育经费、肆意放纵社会歧视、加强学业限制等措施。这反映了中日关系易位后,日本对中国既蔑视又担忧的复杂心态。日本政府积极接受和消极教育的矛盾政策,表现在对中国留日学生的管理上多以本国利益优先,在中国留日学生以及留日学生与清政府之间玩弄两面手法。
大正初年,日本政府对袁世凯政府派遣的稽勋留学生以及革命流亡者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而对普通中国留日学生严峻的生活和学习环境则相对冷淡。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向袁世凯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反日运动风起云涌,欧美列强也伺机抢夺中国留学生教育权。日本政府决定顺应国会议员和驻华人员提出的改善留日学生待遇的建议,相继颁布了一系列调整法案,效法美国,退款兴学,并与中国政府达成了《中日文化协定》,确立了改善中国留日学生待遇的方针、政策和实施方案。
昭和初期(上),日本政府相继推出特选留学生制度、选拔留学生制度,修改一般补给生制度,垄断庚款补给留日学生事务大权。在教育和管理方面,日本政府新创特设预科制度,对各派留日学生分而治之,加强对欧美诸国的中国留学生调查,因而其留学生政策有较大改变。同时,日本政府没有改变几乎毫无限制的接受体制,沿用旧有的教育模式,其打拉结合、恩威并用的管理方式也毫无改变,从而出现“变异”与“沿用”的特征。“变异”反映了不同时期中日关系和文化交流的阶段性,“沿用”反映了留学教育政策配合日本对华外交战略利益的一致性。
昭和初期(下),随着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挑起华北事变,最后以七七事变为起点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并利用军事优势相继扶植了伪满洲国、伪蒙疆政权、伪中华民国的临时政府、维新政府及整合后的汪伪政府等。日本政府针对七七事变前伪满洲国和中华民国政府,以及事变后各地伪政权派遣的留日学生,采取了区别对待、分而育之的留学生政策,如严密监控中华民国留日学生,奴化教育伪中华民国各地的留日学生,分化伪蒙疆政权留日学生等。但是,随着日本战败投降,其对各地伪政权留日学生政策终归于失败。
最后,笔者简单总结了近代日本政府对中国留日学生政策的特殊性和普遍性,提出了对当今世界和中国留学运动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