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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两权分离，在现代股份公司中产生了严重的代理冲突与代理难题。为减少代理冲突，降低代理成本，代理理论开出的用来解决代理难题的“处方”包括监督、激励、约束与惩罚。“处方”功效的发挥有赖于完善的公司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而股权结构安排又是公司治理的基础，这就引发人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不同的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到底发挥何种作用？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许多学者围绕这一主题展开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假设。为检验有关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各种理论假设，许多学者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进行了较广泛而深入的实证研究。在国外，有关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经验研究主要有两个视角:基于企业业绩的研究和基于企业决策行为的研究。随着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许多学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也开始关注中国上市企业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不过，中国学者主要基于企业业绩视角进行研究，而基于企业决策行为的系统研究成果还非常鲜见。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为样本，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理财行为进行了系统的研究。 第一章首先介绍了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和理论背景。论文研究的现实背景是中国上市公司的发展及其股权结构特点。中国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特点是:非流通股居主导地位;国有股、法人股和社会公众股（以流通A股替代）基本呈三分天下的态势;A股占绝大多数，而外资股所占的比例相对较少;股权高度集中于第一大股东。论文的基本理论背景是代理冲突与代理难题。第一章的其余部分就论文的选题动因、研究思路与研究方法及论文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说明。 第二章对国内外学者的有关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方面的理论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关于股权集中度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有两个相互竞争的理论假设:对公司管理者的监管和对外部少数股东的侵占;关于内部人持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同样两个理论假设:利益收敛和管理者固守职位;关于国有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也有两个理论假设:攫取之手和帮助之手;关于社会公众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国内外学术界的看法是比较一致的，即消极监管。不过，在中国目前的情形下，这种消极的监管作用也是微弱的;关于包括B股在内的外资股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主要两种观点:积极监管和疏于监管。此外，论文还就国内外学者基于企业业绩视角对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效率方面的实证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回顾。 第三章以企业市场业绩的替代变量“市值—面值比”和财务业绩的替代变量“主营业务净资产收益率”为被解释变量，以经济周期哑变量和行业哑变量为控制变量，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和B股公司1998～2002年度公开数据为研究的观测值，对第二章中的有关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理论假设进行了经验检验。 第四章以资产负债率、流动负债率、长期负债率和银行借款比率四个指标作为资本结构的替代变量，以资产担保价值、非负债税盾、成长性、规模、盈利能力、变异性、公司年龄和行业哑变量为控制变量，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和B股公司1998～2002年度公开数据为研究的观测值，对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五章以现金股利支付率（每股现金股利与每股收益的比值）为被解释变量，以历史成长性、未来成长性、经营风险、企业规模和行业哑变量为控制变量，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和B股公司1998～2002年度公开数据为研究的观测值，对股权结构与企业股利政策之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七章以构成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来源的经营项目个数的自然对数、主营业务每个经营项目的收入与全部主营业务收入之比的H指数(Herfindahl index)(HR)、主营业务每个经营项目的成本与全部主营业务成本之比的H指数(HC)及主营业务每个经营项目的利润与全部主营业务利润之比的H指数(HP)来衡量企业的投资多元化程度，以企业规模、公司年龄和行业哑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2001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761家非金融类公司2002年度有关数据为观测值，对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多元化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八章以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之和与总资产的比率来衡量企业的现金持有水平，以市值面值比（增长机会的替代变量）、现金流、现金流变异性、现金替代物、财务杠杆、银行债务、债务期限结构、企业规模、公司年龄、股利支付哑变量和行业哑变量为控制变量，以1997年12月31日以前在深沪两地上市的A股公司和B股公司1998～2002年度公开数据为研究的观测值，对股权结构与企业现金持有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 第九章首先从股权结构对企业理财行为的影响及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两个方面对全文的研究结论进行归纳。其次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包括:暂缓推行对经理人员的股权激励;推进国有股和法人股在证券市场上公开流通与交易;适当减持国有股;完善法人股东内部治理结构;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作出更强劲的约束性规定;完善企业投资信息披露制度;培育驱使管理者和大股东最大化全体股东财富的制度环境和非制度环境。最后，就论文的主要创新、研究局限及值得继续研究的问题进行了说明。 本论文的主要创新之处有: 1.对股权结构各替代变量之间可能出现的多重共线性进行了全面考虑。中国学者在研究股权结构与企业业绩之关系时，一般只对国有股、法人股及流通股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处理，而较少考虑上述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与其他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本文的研究中，首先对样本公司各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分析，发现各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之间均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为避免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笔者在回归分析中，每次只考虑一个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从而消除了股权结构替代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问题对分析结果的影响。 2.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及企业股利政策之关系。中国上市公司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的影响因素是近年国内学者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有些学者在研究中也考虑了某些股权结构替代变量对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的影响，但据笔者了解，几乎还没有学者从代理理论出发，以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系统地研究过股权结构与企业资本结构及股利政策之关系。 3.为理解中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安排与企业投资决策及营运资金管理之关系提供了初步的经验证据支持。国外少数学者近年从股权结构与企业投资决策及营运资金管理之关系角度调查了股权结构在公司治理中的作用，但据笔者了解，几乎还没有学者以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为样本，系统研究中国企业复杂的股权结构安排对企业投资决策和营运资金管理的影响。 4.根据研究结论系统地提出了改进公司治理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