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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翻译的流俗之见从一种工具主义语言观出发，通过诉诸于语言作为符号系统所再现或指涉之物的普遍性，来保证某种先于或外在于语言之“意义”可以“忠实地”（“对等地”）从一种语言复制或转移到另一种语言。如果一切语言之间存在着意义之“可转换性”的条件，那么就有可能定义一种唯一的、单义的语言，可以作为中介和标准来保证所有语言交流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最终取消翻译的必要性。在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国际交往日益频繁的今天，随着机器翻译工具和人工智能的出现，我们越来越依赖于一种齐一化、形式化的语言，用来服务于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快速、广泛、高效的信息传递。长此以往，自然人类的语言多样性和文化多样性将快速消失，人类存在之多样性也将受到戕害。
将语言仅仅看作再现思想和指涉世界之工具绝没有接触到语言的真正本质，以这样一种语言观为基础，将翻译简化为信息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递和转移无疑也是片面的、误导性的，甚至是危险的。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向后的现代诠释学超越了工具主义语言观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客二分模式，将理解看作我们存在的方式，突显了语言在存在论意义上作为理解之媒介的揭示性功能，而与此相对应的真理观也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真理。本研究以存在论诠释学的语言观和真理观为基础，从伽达默尔和利科这两位诠释学家共同强调的视域融合概念出发，分析其生成性和反思性特征如何揭示出一种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真理;由此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在现代诠释学普遍的语言存在论中发掘出语言多样性的存在论意义，探索了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真理价值和伦理意蕴。
基于一种存在论的语言观，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诠释学经验的存在论价值。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意味着既在认识论意义上承认存在者层面复数的自然语言，又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语言看作作为理解和存在之媒介的普遍的逻各斯。真正的视域融合意味着避免将他者完全化约为同者，避免将陌生之物完全化约为熟悉之物，语言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由此具有了独特的创造性和生成性意义。作为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建构“可比之物”的过程，翻译实现了复数语言和世界经验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我们所隶属的语言和生活世界在翻译中得以现身，作为翻译媒介的语言和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都在翻译中经历了在的增长。
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体现了一种在异己的东西和自我的东西相遇的张力中开显出来的存在论真理。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对于语言和传统的原初隶属关系得以显现。我们总是已经隶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但常常意识不到这种所属关系，意识不到自己的前见。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让我们暂时中断对于自己语言和传统的隶属，通过遭遇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传统来识别和理解我们自己语言和传统的界限和特殊性，并认识到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人类境况理所当然的普遍特征。同时，翻译可以凸显语言与语言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提供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我们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既扩大了自我理解又扩大了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
最后，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是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中去寻找一种具体普遍性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诠释学的实践维度。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放弃了通过某种先验的普遍性将他者同化为自身的诉求，因为任何将他者还原为自身或将自身还原为他者的企图都意味着真正理解的终结。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是根据一种“假定的同一性”在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避免的相异性”中建立共同性的活动，在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换一种角度去看翻译的本质并不是说不应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有追求“忠实”、“对等”的诉求，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探讨在翻译这种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中超出我们的愿望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以及进一步翻译和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一种真正值得推崇的普遍主义并不是去建立唯一的、并不能为所有民族所接受的普遍语言，而是翻译的实践。正是在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活动中，人类多样语言和世界经验的差异性以及每一种语言和传统独特的个性之创造性价值得到了突显和保存。
将语言仅仅看作再现思想和指涉世界之工具绝没有接触到语言的真正本质，以这样一种语言观为基础，将翻译简化为信息在不同语言之间的传递和转移无疑也是片面的、误导性的，甚至是危险的。海德格尔存在论转向后的现代诠释学超越了工具主义语言观和西方传统形而上学中的主-客二分模式，将理解看作我们存在的方式，突显了语言在存在论意义上作为理解之媒介的揭示性功能，而与此相对应的真理观也超越了传统的认识论真理。本研究以存在论诠释学的语言观和真理观为基础，从伽达默尔和利科这两位诠释学家共同强调的视域融合概念出发，分析其生成性和反思性特征如何揭示出一种理解和自我理解的真理;由此重新审视翻译的本质，在现代诠释学普遍的语言存在论中发掘出语言多样性的存在论意义，探索了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所具有的独特真理价值和伦理意蕴。
基于一种存在论的语言观，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诠释学经验具有了不同于一般诠释学经验的存在论价值。将翻译视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意味着既在认识论意义上承认存在者层面复数的自然语言，又在存在论的意义上将语言看作作为理解和存在之媒介的普遍的逻各斯。真正的视域融合意味着避免将他者完全化约为同者，避免将陌生之物完全化约为熟悉之物，语言之间不可消除的差异由此具有了独特的创造性和生成性意义。作为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建构“可比之物”的过程，翻译实现了复数语言和世界经验的融合，在此过程中，我们所隶属的语言和生活世界在翻译中得以现身，作为翻译媒介的语言和作为翻译对象的文本都在翻译中经历了在的增长。
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体现了一种在异己的东西和自我的东西相遇的张力中开显出来的存在论真理。翻译中两种语言之间的相互作用让我们对于语言和传统的原初隶属关系得以显现。我们总是已经隶属于自己的语言和传统，但常常意识不到这种所属关系，意识不到自己的前见。翻译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让我们暂时中断对于自己语言和传统的隶属，通过遭遇陌生的语言和陌生的传统来识别和理解我们自己语言和传统的界限和特殊性，并认识到这种特殊性并不是人类境况理所当然的普遍特征。同时，翻译可以凸显语言与语言之间、传统与传统之间不对等的权力关系，提供意识形态批判的可能。我们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既扩大了自我理解又扩大了对自身有限性的理解。
最后，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是在不同语言共同体之间不断进行的对话中去寻找一种具体普遍性的过程，充分体现了诠释学的实践维度。在与异质他者的相遇中，翻译作为跨语言的视域融合放弃了通过某种先验的普遍性将他者同化为自身的诉求，因为任何将他者还原为自身或将自身还原为他者的企图都意味着真正理解的终结。在这种视角下，翻译是根据一种“假定的同一性”在不同语言之间“不可避免的相异性”中建立共同性的活动，在语言的普遍性和特殊性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
换一种角度去看翻译的本质并不是说不应该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有追求“忠实”、“对等”的诉求，而是从存在论的角度去探讨在翻译这种跨语言的视域融合中超出我们的愿望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以及进一步翻译和视域融合的可能性。一种真正值得推崇的普遍主义并不是去建立唯一的、并不能为所有民族所接受的普遍语言，而是翻译的实践。正是在作为跨语言视域融合的翻译活动中，人类多样语言和世界经验的差异性以及每一种语言和传统独特的个性之创造性价值得到了突显和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