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文以“文学中的城市”为方法，探讨1950至1970年代这段社会主义时期文学中的城市叙述问题，并借此展开对“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文化危机及现代性困境的探索。 在1950年代的文学格局中，《我们夫妇之间》等作品通过讨论“进城”及其文学表述的问题来呈现城乡格局中的“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其间，“堕落干部”的进城故事所展开的“进城”冲突与改造焦虑的问题，呈现了“从乡村到城市”这个中国革命的基本命题，以及社会主义革命遭遇城市“市民社会”的理论难题。而“农民进城”与城市想象则通过乡村伦理的坚守、浪漫主义的城市批判，及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选择这三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来“形构”社会主义城市的意义，并由此彰显彼时的意识形态症候。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城市攻占的意义不仅意味着政权的更迭，更意味着阶级的解放。在这种解放的叙述中，“改造龙须沟”、“改造妓女”及建设“工人新村”都呈现了中国共产党的城市改造及其文学叙述的现代意义。同样，无论是从“营业舞厅”到“机关舞会”，还是“街道”的美学变化，抑或是从“无轨电车”到“火车”的空间转换，“消费城市的空间变革”都显现了社会主义城市的精神面貌，尽管其中消费的空间始终阴魂不散。在革命宏大话语的裂隙中，城市“消费主义”残余依然猖獗，给“革命之后”的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了莫大的焦虑。革命年代的“上海姑娘”形象，体现出革命意识形态表述与城市摩登记忆的复杂纠结;而《上海的早晨》等社会主义改造的经典文本，也出人意料地呈现着城市物质主义的叙述;作为“消费城市”的衍生物，《年青的一代》、《千万不要忘记》等作品中所张扬的城市日常生活和市民社会的消费记忆，也严重地干扰了意识形态的达成。最后，这种堕落的“消费城市”不得不通过“生产城市”的文学建构而得以救赎。从“消费的贬抑”到“机械的赞颂”，工业题材文学成为社会主义城市书写的理想方式。在此，工业“风景”与工人阶级的主体性得到了张扬，而“激情”与“理性”的冲突也成为彼时的主要矛盾。 总之，论文通过考察“社会主义文学”与“城市”这个资本主义“场域”之间冲突、顺应、分野的意识形态聚合过程，来探求一种“社会主义城市”的文学表达。尽管在这种表达背后，暗藏着“革命之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矛盾性和内在焦虑，但却是从中分析中国社会主义遗产和教训的绝佳视角。